约翰·布莱尔·克雷顿看着他的律师站起身来，拇指钩住胸前的背带，肚子也有力地顶到衬衫前胸处。他觉得这个人挺像丹诺（克莱伦斯·丹诺（1857-1938）美国著名律师，最著名的案子是为约翰·斯科普斯辩护。）的——说得精确点，是有点像在《向上帝挑战》（六〇年代反省白色恐怖的舞台剧。）中饰演丹诺的那个演员。他想，如果这个人真要模仿谁的话，大概也只能模仿丹诺，换个人，肯定一败涂地。他记起，丹诺接手的官司，基本上都能打赢。

“庭上，”温特斯说，“庭上，你可以清楚发现法布里齐奥女士对于她手上的案子，有多漫不经心。她当然会想尽办法在审判前拘禁我的当事人，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温特斯先生，”法官说话了。“我想，你心里一定这样认为：如果检方对于手上的案件真的那么有把握的话，应该让你的当事人自交保释金，然后释放他，对不对？”

“如果他们真有把握的话，这倒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宣示。”温特斯说，“不正可以展现他们对公正原则的坚持与对文艺的热爱吗？我的当事人，克雷顿先生是一个作家，庭上，他的作品深获评论家的肯定，全球都有他的读者。很不幸的，我们的社会并不总是给予文学家与其才能相称的回馈，而且——”

那位金发的助理检察官，尽管看起来表情柔和，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只是欺敌的手段而已，这时，她很夸张地闷哼了一声。“温特斯先生的当事人，被控勒毙一名妇女，而不是被控犯了语法错误。他有没有天赋，在此——”

“他的天赋毋庸置疑，庭上。”

“他涉嫌犯下重罪。”法官指出，“要求较高的保释金，并不是什么稀奇的判决结果。”

“过高的保释金等于未审先罚，庭上克雷顿先生先前并没有犯罪记录，他跟社区关系密切，并没有弃保潜逃的可能性。”

法布里齐奥说，“跟社区关系密切？这个人失业在家，没有家产，没有婚姻关系，独自生活……”

“他有子女，而且会定期探望他们。”温特斯反驳说。“他并且在一家极负盛名的社区大学担任教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法布里齐奥女士一定要搞清楚：失业跟自由职业是不一样的。万一哪一天，她必须要离开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温暖怀抱，她就知道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庭上，工作来来去去，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是，我的当事人有一样东西，一样没有任何人会放弃的东西。他在西村，全市最棒的住宅区之一，有一间受房租管制政策保护的公寓。难道法布里齐奥女士真的以为……”

笑声淹没了剩下的活，法官让大家笑够了，才动用他的木槌。“受房租管制保护的公寓？”他说，“好啦，温特斯先生，你的论点已经很清楚了。如果你的当事人能拿出五万元，那么他就可以回家，看着他便宜租到的公寓墙壁了。”

所以，他现在就瞪着墙壁在看。除此之外，他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总比看着牢房的墙壁好一些。他们逮捕他之后，就把他关进牢房，提审后还押，也关在同一个地方。温特斯妙语生花，硬是把检方提出的保释金额杀到十分之一，他还是在同样的地方窝着。温特斯获胜之后，神采飞扬，不可一世。其实，保释金额完全可以是五百万，甚至五亿，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即便是五万，也是他银行户头（活期加上定期）总额的四倍。他以为是耶和华见证会上门传教，结果没想到竟是两个警察的那天，银行户头里，就是那个数。

你当然不必把所有的钱都压上去，大可找个担保人，但手头上还是得留一些钱吧，他已经开了一万元的支票作为律师聘用费寄给温特斯了，于是，他急急忙忙地把钱从定期户头转到活期户头里去好让律师兑现。寄给律师的支票跳票了，后果可能想象？

之前，温特斯问他可以打电话给谁帮忙凑保证金，或是出面保证？他想了半天，一个名字都说不出来。他的出版商？天啊。跟这家伙要飞机票跟零用钱到堪萨斯市办场作者签名会，都已经够难了，要他出钱保释一个销路迭创新低的作家，怎么可能？

他的代理人呢？罗姿在代表他与出版商谈判的时候，态度够呛辣；他写不出东西的时候，她会变得无微不至，对他总是问长问短，更何况，她也没什么钱。三年前，他们经过一次合并以后，把她给辞了，她开了自己的工作室，在那以前，她是他的编辑——新公司当然也不要他这号作家——说真格的，他不跟她一道工作，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也难怪他跟以前的经纪人说他要离开他们，他们一点难过的表情都没有，感觉起来还有些如释重负。罗姿帮他卖了几本书，只要打电话给她，她一定回，只是罗姿是靠百分之十五的佣金过活，很难期望她掏出一大笔钱来，助他远离牢狱之灾。

他的朋友？温特斯跟他说：“列一张清单嘛，一个一个地打电话过去，这边弄几块钱，那边弄几块钱，没错，这么干很丢脸，但是，难道蹲瑞克斯岛（纽约东河里的矫正监狱。）不丢脸？不过打几通电话嘛，又不会让你从后面被人操，你应该原谅我用这样的词。”

但其实有可能，他想。不过是用的比喻义。

他开始列表。就在他完成名单，正准备开始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获释了。他的前妻，如今名字又改成凯玲，法兰希特（凯玲·法兰希特·克雷顿·法兰希特，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跟他说，她已经决定恢复她娘家的姓氏），把蒙特克莱尔那栋房子的地契拿出来抵押，权充保证金。

“有什么好客气的？”向她道谢的时候，她说。“我怎么能让你被关在牢里？”

谈话尴尬至极，无以为继。他问起孩子的状况，其实，他并没有像律师说的那样，定期去探望他们，他的前妻说，他的孩子其实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我想迟早他们会懂的。”她说，“我现在只希望能水落石出，早点结案。”

“不止你一个人这样想。”

“听好。”谈话终于接近尾声。“你不会偷偷搭飞机到巴西或者什么地方去吧？”

“巴西？”

“我的意思是：你不会弃保潜逃吧。如果我们的房子被没收的话，我会恨死你的。”

“我哪里也不去。”他告诉她。

他走到冰箱前面，发现里面竟然有一瓶迷路的贝克啤酒，躲在一罐橘子汁后面。橘子汁显然是过期了，他把它倒进水槽里，扭开啤酒瓶盖，狠狠地灌了一口。

巴西？上帝垂怜。

有一句话她没问，没有任何一个人问，除了那两个警察屠夫与雷迪——这件谋杀案，究竟是不是他干的？

电话响了，他必须强迫自己不去接，等答录机接起来，看看是谁再说。“布莱尔，嗨，兄弟，最近一直找不到你。能不能接个电话？”

听语气好像是一个很熟的朋友，一起混过似的，但是，声音异常陌生。他的朋友一般叫他约翰。他等着，等到一组电话以及分机号码，但是，没留名字，对此他并不感到意外。

他心念一动，拨电话之后，没有立刻拨三位分机号码，等到接线生过来服务，“《纽约邮报》，请您稍候一会儿好吗？”他挂上电话，继续喝他的啤酒。

大致上来说，他还比较喜欢直来直往的方式。“克雷顿先生吗？我是爱力森·毛布雷，《每日新闻》的记者。我们希望给您一个机会，让您陈述您这一方面的看法，让读者了解您的苦衷。”

他谈这方面的看法。

“可能会有人跟你说，在审判之前，如果所有媒体报道都来自检方，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莫瑞·温特斯曾经告诉他。“这话只有一半道理。重点是我们要挑对时间、地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挑对人放话。现在搞这个还太早，你还没被正式起诉呢。”

他会被起诉？

“你觉得你连份火腿三明治都不如？”他还来不及反应，温特斯接着解释说，有一个老法官曾经讲过一句名言，有本事的检察官，连火腿三明治都有办法起诉。“一般来说，大陪审团比较容易受检察官摆布，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多半就会干什么。约翰，你进过大陪审团吗？一黏在那里，就是一个月，早晚不得脱身。大概一个星期之后，要你起诉一个瞎子在窗外偷窥，你都会照办。你迟早会被起诉的，我的看法是越早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朋友，我必须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个案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一般的程序，我会想办法拖延，尽可能地把审判日期往后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时间可以摆平很多事。证人不见了，更改供词了，如果有人够体贴的话，干脆就死了。证据变得有问题了，没有办法拿到法庭上；或者，更棒，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他们随便锁在哪个柜子里，时间一久，就忘记放在哪里了。别笑，兄弟，你觉得不可能？其实这种事发生的频率超过你的想象。我总能找到借口，只要我想，爱拖多久，就拖多久，像法布里齐奥这种菜鸟助理检察官，屁股挺翘的，模样长得不错，你下次注意点：她就只能站在那里，张着嘴巴，任我把她打得没有还手余地，看着她的案子冰消瓦解。我的当事人有罪，全世界都知道，包括他妈妈，但他还是头一抬，扬长离开法庭。”

“但我真的是无辜的……”

“有罪、无辜，打官司跟这些事情有什么关系？案子就只有强弱的分别而已，律师的工作是转弱为强，不是分辨谁对谁错。检方手上的案子跟中西部的咖啡一样弱，淡而无味。你到过中西部吗？你在那里喝过咖啡吗？那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没错，有一屋醉鬼看到你跟那个死去的女人在一起。问题是那个时候她还没死，之后没多久她才死的。当然，过了多久，现在还有争议。没错，他们掌握了你到过她公寓的证据，但是，证据有多扎实，有多少说服力，还在未定之天。”

“我承认到过她的公寓。”

“大陪审团可能根本听不到这个论点。你放心，就算他们知道你到过她的公寓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就算是你在她的公寓里留下一狗票证据又怎么样？所有的证据都被一个尽职的清洁工打扫得一干二净。就算是我们收买他，他的表现也不可能更精彩了。他又扫、又拖、又撢，灰尘清干净后，还吸了地——我跟我太太说这个的时候，她还想问问他，一个星期能不能有两个下午，到我们家来打扫。这家伙真是好样的，是我们的压箱宝。等他发现那个女的死了，绝大部分的证据都被他装进垃圾袋，跟其他垃圾混在一起了。哪弄得清楚哪些垃圾是她的？还有一些被他冲进下水道了，更是死无对证。检方手上的证据就是这副德行。你确定这个清洁工不是你表哥吗？”

温特斯并没有等他笑。“宪法规定，任何案件都应该速审速决。”他说，“这就是我们要掌握的节奏。他们致命的错误就是太早逮捕你了。当然啦，他们有压力，一个职业女性，在一个治安良好的区域，被勒死在自己的床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报纸读者都会担心下一个会不会是我自己、我女儿、我妹妹？那些白痴警察怎么不做点正经事，早点破案？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案子只要对外宣布他们逮捕了嫌疑犯，警方就可以松一口气，有脸见人了，所以，他们非得偷跑不可。现在检方打算起诉你，只要一完成起诉程序，就非得速审速决不可。这样一来，我的朋友，你很快就可以忘记这件事情，安心睡大头觉了。”

“就这样吗？”

“还不止呢。你可以把故事原委写成一本书。记得送给我一本，别忘了签名。”

“如果他们撤销起诉呢？”

“有这种可能。检方可能先撤销起诉，然后再找证据翻案。对他们来说，这是下策，因为他们会被搞得灰头土脸，等于是承认他们连让这个案子成立的本事都没有，从此抬不起头来，成为司法界的笑柄。嘿，上次他们不是连案子都成立不了？天啊，连个肯认罪的人都没有，非得找个倒霉鬼来背黑锅不成？”

很不幸的，他正是那个倒霉鬼。他今后要怎么办？

他的公寓——在纽约是传说中的房租管制公寓，连法官都同意，只有疯子才会放弃——比监狱要舒服、宽敞得多了，也安静得多了。说来好笑，这些年来他读了这么多书、看了这么多的监狱影集、电影，居然没有半个人在文字或是戏剧里告诉他，监狱其实吵得要命。而他的公寓，在懒洋洋的平常午后，安静得跟坟墓一样。

他们当然会把她埋起来。要不，就是根据程序，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管她是谁？她可能有家人，他们会选择土葬或是火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谁都一样。

当然，也有可能，她的尸体会被当成谋杀案的证据，先保存一段时间再说。他看了不少的《法律与秩序》，对于法庭的诉讼程序，不能说是一无所知。

还是一样的道理，谁在乎？

玛丽琳·费雪。

他拼命回忆她的长相，但是，他自己的印象却不断被电视或是报纸上的死者照片所取代。那张照片大概是四五年前拍的，她那时还留长发。所以，在他的回忆里，这个女子也是长头发，他得不断提醒自己：他到过她家的那个玛丽琳，头发早就剪短了。

他还记得她的声音，音调低沉，暗藏锋芒。这种声音就是最初吸引他的原因之一，似乎给他某种期待，但究竟是什么，又说不上来。低沉的声音听起来很性感，这是什么道理，他也说不上来。是不是暗示他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可是她的声音既不带男子气，也不像男童声。这声音里，就是有些什么，让他觉得很有魅力。没错，就是这样。

其他的印象，就有些零零碎碎的了。邂逅她之前跟之后，喝过酒，使得他的记忆力无法连贯。他只记得在她到厨房的路上，突然停了一下，转过头来看他一眼的表情。他那时正在翻杂志，其实说宣传册比较贴切，是一本她事务所待售的公寓资料集。他正看得起劲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抬起头来，就发现她正在看他。她的脸上有种迷离的表情，在他的记忆里，烙下鲜明的印记；只是他还没解读出来，她就转过身去了。然后，她拿出一个酒瓶跟两个杯子，那种表情就不见了。

他把啤酒瓶举到嘴边，这才想起啤酒已经被他喝光了。屋里应该还有酒，除非警察在搜查他的房间的时候，顺手抄走了。他们有搜查证，在他被带到拘留处理中心之后，他们更有足够的时间细细搜查他的东西。自然了，房间被他们弄得乱七八糟。他并不是那种会自动自发清理房间的人，凯玲说他是柯乐尔兄弟的后人，不管什么东西，只知道堆积，从来不扔。但是，他的乱，乱中有序，警察走了以后，可花了他好一会儿的工夫，才恢复表面上的秩序（或者说是一种混乱却便于他打理的状态），让他的公寓，有几分过去的神采。

他检查了一下，屋里的酒的确是原封未动，他才拿起来，却给自己点了一根烟。独饮，在这时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

那么，现在该干什么？到鱼壶酒吧去遛遛？

照理说现在他是自由的，可以随意外出，自由活动。但他真正又有多少自由呢？又可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呢？

昨天，他强迫自己出去散步，买一包骆驼，喝杯星巴克咖啡。星巴克在促销，向他们买一磅咖啡豆，就可以得到一杯免费咖啡。他坐在窗边，打量来来往往的行人。他总觉得街上的人都在回看他，把他那点底细看得一清二楚；尽管他旁边的桌子并没有坐人，柜台的服务人员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人理他。

他喝完咖啡，赶紧离开，可是始终无法甩脱大家都在看他、都认得出他的那种感觉。过了一阵子，尽管他饿得要命，他还是没有勇气踏出房门一步。最后只好叫中式快餐外卖，那个“松竹梅”的外送小弟，忙着收钱，顺便把菜单塞进每一户人家。很明显的，这个小弟根本不知道刚刚从他手上接过橙汁牛肉的男人，正是谋杀案的嫌疑犯。

今天的天气棒极了，是纽约最好的时光之一，但是，出去走走，对他来说，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不，不对，应该说很有吸引力。只是一想到街上行人异样的眼光（可能是他的想象，也可能是真的），再强的吸引力，也会烟消云散。

也许他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至少今天，还有接下来几天，最好也不要出去。在纽约有个好处——拒迁保护（这是一种防范房东驱赶房客的保护措施。），你可以一辈子躲在房间里，只要电话还通，电铃会响，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想要什么，足不出户，都可以搞定——吃的、喝的，都可以外送，就连那些很贵、很豪华的餐厅都一样。

他有很多书可以读。整整占了一面墙壁的书架上，满满的都是书，不愁没东西可看。里面包括了二三十本的俄国经典小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全集，一本不缺。买书的时候，满腔热忱，买回来，往书架上一放，就没有再碰过了。此外，还有一些书是他真的很想看的。（话又说回来，谁说现在不是看《罪与罪》的好时机？）

每个星期，邮差都会送来最新一期的《纽约》杂志与《纽约客》。当然，他必须离开房间，到楼下去拿邮件，邮差可不会把它们送到房门口。不过，他可以等到凌晨四点，再蹑手蹑脚地到楼下去拿，保证没有半个邻居会瞥见他的踪影。

最疯狂的是：他可以想象，自此他会坠入这种古怪的生存状况。他并不相信自己会真的这样，可是他的想象力却能把所有的细节，那种故意让自己变成广场恐惧症患者的生活描绘得清清楚楚。遗世独居，一点点的声音，都会让他狐疑地竖起耳朵，头发不剪，胡须不刮，衣服不换，直到它四分五裂为止。（真有这个必要吗？Gap与Land's End（一家接受订做的牛仔裤店。）都有出目录，只要拨八〇〇免费电话就行了，而且几乎所有东西都可用网络解决。干洗店会派人来取脏衣服，洗干净了再送回来。只要价钱合适，想来一定有理发师愿意到府服务。）

他摇摇头，设法把自己帮自己规划的荒谬生活拋到脑后。他觉得安静对他没有好处，决定找张唱片来放。不，不要。他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强迫自己去决定要选什么。他打开收音机，转到爵士频道，随电台去放一些他听也没听过的爵士乐。他凝神听一个小喇叭的演奏家，想搞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克利福德·布朗。

他的心思游移，在主持人暂停播放，向听众解释演奏家是谁的时候，他不晓得在想什么。等他惊觉过来，主持人已经说完了，如果真想知道，看来得打电话到电台去问了。他大可拿起电话，主持人哪里会知道她正跟一个谋杀嫌疑犯说话？除非她的电话有来电显示，即便如此——

喔，拜托，他真的在乎是哪个人在吹他妈的小喇叭吗？他被困在牢里，他终于了解。他在家里，也在牢里，而且没有人能把他保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