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以后，他还是无法释怀自己当时竟然是很欢迎他们来打扰的。门铃响了，他从音乐声中分辨出来，赶忙从椅子中拔身而出，离开沉思已久的书桌，急着想看看来客是谁。

从此之后，他的生活再也没有办法恢复原先的模样了。

门口站了两个人，都是白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短短的，穿西装，皮鞋很亮。猛一看，还以为是摩门教徒，或是耶和华见证会来传道的。这些家伙都衣冠楚楚，活像银行家或是律师，他们干嘛挨家挨户的要别人信教？如果他们真是那种信仰狂热分子，他倒不介意请他们进来，听听他们非说不可的那番道理，如果教义允许的话，说不定还会倒两杯咖啡请他们润润喉。不是因为他恐惧地狱，或是艳羡天堂，而是有人作伴，总比一个人瞪着电脑屏幕看，接下来的字眼怎么也跳不出来，要好上一点。

一个小时之前，他写下“他走过去然后打开窗户”这个句子。他瞪了老半晌，把“然后”删掉换成一个逗号。然后玩了一局纸牌游戏。他又把这个句子改写成“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他又看了好一会儿，摇摇头，把“推开”改成“甩开”。

什么进展也没有，除了柯川的唱片放完了，改放约书亚·雷蒙（爵士乐名家。），香烟屁股快塞满烟灰缸之外。在门铃响的几分钟前，他把整个句子都删掉了。听到门铃响，他按下楼下大门的开门钮，走出去，打开房门，你爱怎么玩那个句子都可以，但是，他现在杵在门口，等那两个人走上楼梯……

“克雷顿先生，我是探员凯文·屠夫，这位是我的同事，探员亚伦·雷迪。能跟您谈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他说。

“我们可以进来吗？”

“喔，当然可以。”他说，退开两步，“请进，请进。”

他们还真不客气，就这么进来了，眼神四处搜索，一点也不避讳。他留心观察过身边的警察，结果发现：只要是穿着制服的警察，不管是站在地铁站口，还是一般街头，他们经常理直气壮地瞪着人看，没半点不好意思。

他站起来大约六英尺二英寸，虎背熊腰，胸膛、肩膀宽厚结实，留着一头像狮鬃的褐色头发，络腮胡是自己修整的。他的腰围比他理想的状况略略粗了些，不过还看得过去。他比屠夫高两英寸，屠夫又比雷迪高了一两英寸。

屠夫很苗条，瘦瘦高高的，跟根牙签似的——尖细，克雷顿会用这个词形容。至于雷迪，则完全相反，大腹便便，他穿的那件西装外套根本藏不住。他们俩都比他年轻，年复一年，比他年轻的人越来越多不是吗？怎么看，这两个人最多只有三十五，而他已经四十七了。四十七不算是很老，特别是身材保持得还不错的时候。但无论如何，四十七距离五十比较近，离四十可远多了，比三十岁的人离六十近多了，比在摇篮里的小宝宝离坟墓可近多了——

他们站在他的通间公寓里，看着他的东西，看着他。

“有什么事吗？”

“音量有点大。”屠夫说，“能把音量关小一点吗？”

“难道是有人投诉我声音开得太大？天啊，现在这时候？我记得几年以前，有个家伙一天到晚在中庭练萨克斯风，没日没夜的，自以为是桑尼·罗林斯（著名的爵士萨克斯风演奏家，一度自我放逐，在威廉斯堡桥上练习。），把这里当成威廉斯堡桥，但是——”

“只是现在这样谈话有些吃力。”屠夫说，“倒没有人投诉。”

“喔，对。”他说，连忙关低音量。“如果不是因为音量的话……”

“问几个问题就好。”雷迪说。他的声音很尖细，从外表倒看不出来。屠夫先说客气话，问他现在来访是不是不太合适？他说，没问题，有人来聊聊天正好，因为有个句子，他怎么写都不对。

“已经好一会儿了。”他说，“这些字怎么看都不顺眼，有的时候一晃神，觉得字的模样都变了，就拿‘猫’（cat）来说吧，老是觉得复数的时候，应该有两个t。”

“你是作家吗？”

“有时我自己也会怀疑，但，是的。”——他指了指背后那张橡木书桌、电脑、书架上的大字典，还有整排的烟斗——“我是个作家。”

“你有出过书吗？”问话的是屠夫，他发现他的眼珠不由自主地转了转，赶紧补充说，“抱歉，这是一个很蠢的问题吗？”

“是有那么一点。”他说，刻意微笑，减少话里面的杀气。“的确有很多人自称作家，却什么东西都没有出版过。但，话要说回来，谁说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说自己是作家？艾米莉·狄金森就是一个好例子。”

雷迪说，“她是你的朋友吗？”克雷顿看着他，一时之间，搞不清楚他是不是在玩他。

“十九世纪的诗人。”他说，“在她有生之年，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

“你的作品却出版过。”

“六本小说。”他说，“现在在写第七本。唯一能支持我在这种日子继续下去的理由是：我写每一本小说的时候，都是这副德行。”

“你的意思是说：都很难写就对了。”

“不是每一天都这么惨。有的时候，跟开水龙头一样，哗啦啦的就流九-九-藏-书-网出来了。但不管是哪一本小说，都会碰到现在这样的困境，有两本最惨，困在僵局里动弹不得，一晃就是一整个月。”

“你是靠写小说过日子吗？”

“我今年四十七，一个人住这么个单间里。”他说，“你倒帮我算算看。”

“只有一间。”雷迪说，“但是面积不小。有很多房东会弄两面墙，切割出三个房间，硬说它可以住一家人呢。”

你也可以在窗户外面垫个木板，他想说这房间还有个阳台。

“环境也不错，堤岸街与伟佛利交叉口，等于是西村的心脏，有受租金稳定政策保护吧？”

这话的意思是：否则的话，你就租不起了，他想，不过他还真没有办法争辩。这间公寓在自由市场上，起码要两千元一个月，说不定要接近三千。他负担得起吗？以前可以，离婚前，在销量没减、预付酬金还没打折前，应该可以，但是，现在呢？

除非他不吃不喝——他拍拍胸口的口袋，发现它是空的，还得——不抽烟。

“是房租管制。”他说。

“那更好了。那么你在这里住很久了吧？”

“断断续续地住。结婚之后，有几年，我搬到河对岸去了。”

“泽西？”

他点点头。“泽西市，距离PATH车站不远，走路就可以到。我就把这个地方当成办公室，随后又在蒙特克莱尔买了房子。然后我就不常来这里了，但是一直留着这屋子没有出手。”

“大概只有疯子才会放弃这么好的地方。”

“然后，婚姻完蛋了。”他说，“房子归她，我又搬回这个地方住。”

“房子老是归她们。”屠夫说。听这语气，他好像很有经验似的。他摇摇头，走到书架旁边，仔细研究架子上面到底有些什么书。“布莱尔·克雷顿。”他念道，“就是你嘛，可是在门口的电铃上，你的名字不是叫约翰吗？”

“布莱尔是我中间的名字，也是我母亲的闺名。”

“你第一个名字叫约翰。”

“是的，我早期的短篇故事，都是以J·布莱尔·克雷顿的名字发表的。一个编辑希望我能放弃第一个缩写，说这样的名字会让人联想到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接受了。”

“我倒不确定。名字之前有个缩写也蛮酷的。这是什么，法文？你用法文写作？”

“我连英文都搞不定。”他说，“这是翻译，外国版本。”

“这边倒是有本英文的。《锋刃》。这是什么意思？刀剑枪炮之类的？”

“我指的是短剑，或是，文字，取的是比喻义。”真有趣，看他们瞧书的样子。屠夫是真的以为他用法文写作，还是在演戏？装模作样地认为自己是神探科伦坡？“这是一个短篇故事集，”他解释说，“所以我们要走偏锋、取一个犀利一点的名字。”

“就像是一把刀？”

“没错。”

“你对刀子，是不是有特殊的兴趣？看你这里有很多长剑、短刀。”

他一时之间没会过意来，直到顺着屠夫的眼神，看到对面夹在两扇窗户间的墙壁，才恍然大悟。那边有一个装着武士刀的匣子、一把有传统波浪形刀纹的马来西亚短刀，还有一把产地不明，只知道是大马士革精钢打成的长刀。

“礼物。”他解释说，“出了一本小说叫《锋刃》，朋友们好事，就弄了一批有锋刃的刀子送我。”

“看起来很细致。”雷迪说，“特别是经过你这样摆设之后。”

“这本书最初的书名叫做‘面具’。”他依稀记得，“但是，我们听说波亦尔，还是易山·卡宁的小说集，也叫这个名字。不管是谁，反正已经有同样的书名了，我们只好换。想了半天，决定用这些挂在墙上的东西来命名。”

“面具到处都见得着。”雷迪说，“这里的这些刀比较独特点。”

文学，要不就独特，要不就普通，没有缓冲地带。他的学生老搞不懂这一点，让他有些恼火。虽然瞧不见自己，但他相信脸上的表情一定很怪，因为屠夫问他有没有什么不对劲。

“没有啊，怎么啦？”

“你的表情有点怪怪的。”

他摸摸脖子后面的脊椎。“这两天，脖子一直觉得疼。”他说，“大概姿势不好，睡落枕，每天起来脖子都很僵硬。”

“落枕真的很痛苦。”雷迪同意说。

“大部分人都有落枕的经验。你知道吗？跟你们谈话实在很有趣，但是，你们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你们到底到我家干什么？”

“不就是问几个问题，聊聊天吗？约翰，还是一般人叫你布莱尔？”

“那要看认识我多久。”你们两个初次见面，应该叫我克雷顿先生才礼貌，他想。“喂，我可不可以抽烟？”

“这是你家啊，约翰。”

“有人不喜欢二手烟。”

“就算是不喜欢二手烟。”屠夫说，“这还是你家啊。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又拍拍胸前的口袋，当然还是空的；他刚刚才拍过，香烟不可能神秘出现。他走到书桌旁边，拿出一盒香烟，摇出一根，点上，欠缺尼古丁的焦躁不安，很快的就被尼古丁抚平了。抽烟就是这么一回事，自作自受。这番道理他几百年前就明白了，但他还是照抽不误，反正事情就是这副德行。

“问两个问题？”他说。

“是啊。我们已经浪费你不少时间了，约翰，所以，我们就开门见山地问了：你最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玛丽琳·费雪的？”

“玛丽琳·费雪？”

“对。”

“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

“你确定吗，约翰？”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就是了，对吧。是不是有一个女演员叫这个名字？”

“你说的是摩根·费雪，约翰。”

“对了。”他说，“不管是摩根，还是玛丽琳，我都不认识。我倒不介意认识摩根，如果，玛丽琳长得像她姐姐的话，我也很想跟她聊聊。”

“这两个人是姊妹吗？”

“这是个笑话。在你提到玛丽琳·费雪之前，这个名字我听都没有听过。”

“听都没有听过？”

“没有。”

雷迪朝他逼近一步，已经逼近他的私人领域了，又问了一遍，“你确定吗，约翰？根据我们的了解，有天晚上，你是跟她一道回家的。”

他摇摇头。“如果你们是来问我这个的，”他说，“我想，你们是找错人了。”

“是吗？”

“在电话簿上，还有一个约翰·克雷顿。”他说。“好像住在西七十几街的样子。我一天到晚接到找他的电话。”

“所以，可能他才是我们要找的对象？”

“也许他才是那个跟玛丽琳·费雪共度良宵的幸运儿。”

“因为那个人不是你。”

“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女士。”

屠夫说，“你不介意告诉我们前天晚上你在哪里吧。”

“前天晚上？”

“是的。”

“星期一晚上？那简单，我在上课。”

“你还是个老师，约翰？”

“我在新学院有个写作班，每星期一次。”他说，“专教那种想成为作家的人。他们轮流批评同学的作品，我带他们讨论。”

“你喜欢这个课程吗，约翰？”

“我需要钱。”他说，“赚得不多，但是喝杯啤酒，买包香烟还够。”

“那也不错了。”

“还算可以。所以，我每个星期一晚上都在新学院上课。”

“从几点到几点，约翰？”

“七点半到十点。你可以到学校去查，他们会证实那段时间我在上课，可是别问我那天讨论了什么习作，我一离开教室，就把那些狗屁丢到脑后去了。如果我念念不忘的话，一定会发疯。”

“真的那么烂吗？”

“我不喜欢听人朗读，”他说，“就算是狄伦·汤玛斯（威尔斯诗人。）念《威尔斯孩子的圣诞节》也一样。但不见得都很差，有的甚至还不错。我不确定有没有帮上忙，但至少没有害他们，至少让他们有结构的概念，让他们持续写作。”

“也许这是一个认识女人的好地方。”雷迪说。

“你知道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吗？这门课我已经上三年多了，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班上多半是女性，没错，最近，不管是什么事情，好像都是女性占大多数。班上女性都是对文学有兴趣的人，我又是公认的权威，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任我予取予求，对吧？”

“重点是……”

“有一个人，我想是塞缪尔·约翰逊在读完另一个作者的作品之后说，‘你的作品既原创又出色。但是，原创的部分不出色，出色的部分又不原创。’”

两人一脸疑惑。

“在课堂里的女生，”他解释说，“也是有正点的跟可以上的两种。但问题是：可以上的不正点，而——”

“正点的又不能上。”屠夫说，“玛丽琳·费雪是你的学生吗？”

“我刚刚说过了，”他说，“这个名字我没听过，但班上同学的名字，我不是个个都记得。不无可能。我有一张点名单，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我去找找看好了。”

点名单在它应该出现的地方——新学院的讲义夹里面。他查了一下，递给屠夫。“没有叫玛丽琳·费雪的，”他说，“只有一个叫做玛丽·佛兰克林的，不过我想没有人会在星期一跟她回家。她在写回忆录，二次世界大战参加过空军妇女队，最后一个有这种运气跟她交往的，大概是吉米·杜得利（率先轰炸东京的传奇飞行员。）了。”

“所以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显然不是。”

“这门课是从七点半上到十点，之后还有整个晚上是不是？你知道吗？约翰，你的特征完全符合我们正在追查的对象，包括你刚刚点的那支烟。没有滤嘴的骆驼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抽这种烟了。”

“我的确是濒临绝种的动物，但是……”

“怎么啦，约翰？”

他把香烟从嘴里抽出来，看了一眼，把它摁进烟灰缸里。“完全符合你们正在追查的对象？这些特征是谁向你们描述的？”

“很多人跟我们说，东一点、西一点凑起来的。”屠夫说，“其中包括你的名字叫做布莱尔·克雷顿，是个作家。”

所以我们也不太可能把你和别的约翰·克雷顿搞混。

“所以我是那个跟玛丽琳·费雪一起回家的男人。从哪里回到她家？”

“一家叫做‘鱼壶’的酒吧。你不会刚好知道这家酒吧吧？距离雪瑞丹广场大概几条街的样子。”

“在克里斯多福街上。”他说，“我当然知道。我成天在那里，一个星期起码去四次。那间酒吧还叫做‘狮头’的时候，我就是常客。然后，店东换人，改名叫‘猴爪’，我就不去了。再来才是‘鱼壶’。这家店可有历史了。它原本在麦克道格街，地久天长，好像从来没有动过，然后搬到第三大道西边的角落，最后，连我也没有想到，这家店竟然在‘狮头’那个老地方落脚，至少，‘鱼壶’这个名号是搬过来了……”

“所以，你开始在那里流连。”

“那是我最常去的地方之一。多半接近傍晚，一天的写作结束的时候。”

“晚上偶尔也去一下吗，约翰？就像是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

“不急，你慢慢想。想起来了，对不对，约翰？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是想起了一些事情来了。”

“喔，我的天啊。”他说，“那个到处招摇的婊子？”

“你想起来了，对不对？”

“就是她吗？”他说，“短头发，颜色有点咖啡，又有点红红的，住在伟佛利的那个？”

“应该是查尔斯街。”雷迪说。

“头发颜色就是你说的那样，一点也没错。”屠夫说，“长短、颜色都没错。你做得很好，约翰。”

这种居高临下的语气，真他妈婊子养的。“查尔斯街？”他说，“我们从酒吧出来之后，先往北走到伟佛利，然后，在查尔斯街的角落转了个弯的样子。应该是查尔斯街。你说她叫什么名字？玛丽琳·费雪？她跟我说的名字，好像不是这一个。”

“她跟你说她叫什么名字，约翰？”

“如果再听到的话，我会分辨得出。她没告诉我她的姓。但是，她的名字的确不是玛丽琳。”

“你在‘鱼壶’见到她的吗？”

“我在吧台喝酒。她走了进来，挑上我了。”

“她挑上你了？”

“怎么啦？她不是这么说的吗？如果我是想主动找个女人上床，根本不会到‘鱼壶’去。”

“为什么呢？”

“大家到那边去是纯喝酒。”他说，“聊聊天，消磨时间。有的时候，你会跟某个人回家，但撞来撞去都是老朋友，大家喝得醉醺醺的，疯言疯语，反正已经丧失理智了，两个人都觉得可以一起回家，醒来后，才发现只是误会一场。下一次，你们在酒吧里撞见了，不是装作根本没这么一回事，就是装作你们俩玩得非常尽兴。”

“所以，你跟玛丽琳·费雪也是这么回事吗？”

他摇摇头。“问题就出在这里。她不是这家酒吧的常客，至少我以前没见过她。她走进来，巡了一遍，就像是逛街选购一样。我想，我可能最接近她的标准了，所以，她朝我走过来，嘴里叼了根烟。”

“要你帮她点烟？”

“并不是，她把香烟扔到一边。”他回忆说，“看着我放在吧台的香烟。”

“骆驼牌。”

“她说，好久没有看到这种牌子的香烟了。我给她一支，为她点上。我就跟她说，烟酒不分家，如果她还想抽烟，就该来杯酒，不管她点什么，我都请客。”

“野火鸡。”

“你们还蛮厉害的。没错，天啊，是野火鸡，因为接下来她说，她家有一整瓶那玩意儿，就在街角，于是她把我连推带拉地带到她的公寓。我应该顾全男人颜面，说我挑上她，但事情不是这样，倒过来，是她挑上我的。”

“还把你带回家？”

“是啊，她是怎么说的？说我找上她？”

“你为什么觉得她会那样说，约翰？”

“谁知道她会怎么说？她就是那种招蜂引蝶的婊子！我告诉你，我这么老了，哪有资格到酒吧挑三拣四？我真的老了，四十七了，下个月就四十八了，我根本没有力气乱睡我不认识的女人了。”

“有的时候，喝了两杯，你知道的……”

“这倒有可能，喝糊涂了，会做奇怪的事情。”

“你在她的公寓里，又喝了多少？”

“一杯，然后我就回家了。”

“只喝了一杯，就回家了？”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她是怎么说的？”

“我们来这里是希望能查清楚你的说法，约翰。”

“怎么啦？她有什么不满吗？如果她跟你们讲了什么，我有权利知道，再回答你们的问题。她到底说我什么？”

他们俩对望一眼。他突然倒退一步，好像有人在他胸口推了一把，他说，“她死了，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约翰？”

“所以你们才来我家。她怎么了？她做了什么事情，出去钓凯子？”

“她为什么要去钓凯子，约翰？”

“因为她看起来有点欲求不满的样子。”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拒绝她了？喝她一杯野火鸡，为什么没有把衣服脱光，跟她在一起？”

“感觉不对。”

“你一件衣服都没有脱？”

“我可没这么说。”

“你把衣服都脱光了吗？”

他站在那里好一会儿都没动，整个身体都僵了。他们又问了几个问题，但是，他听而不闻。然后，他背过那两个警探，朝书桌走去。

“约翰？”

“我想打一通电话。”他说，“我想我有权利打电话，是吧？”

“你并没有被逮捕，约翰。”屠夫说，雷迪还加了两句：那是他的电话，要打当然没问题；但如果他再回答几个问题，把疑点解释清楚，他要打多少通电话都行。

是唷。他开始拨号，南希把他的电话转给罗姿。“我需要律师。”他说，“我家来了两个刑警。前天晚上我碰到个女的，她被谋杀了，我想我可能涉有重嫌。”他隔着桌子看着他们，“我说的没错吧？我是不是嫌疑犯？”

他们没有回应，但是，态度很清楚，跟开口证实没有差别。

他又讲了一两分钟，挂掉电话。“不准再问我问题了，”他说，“有什么事情都等我律师来了再说。”

“刚才是你的律师吗，约翰？”

他根本没有律师。上一个律师还是代表他处理离婚事宜的，据说，那个白痴已经得了重病，他希望他最好因此死掉。他需要的是刑事律师。他半个都不认识，以前也没这种需要。罗姿也不是律师，她是文学代理人，不过她知道该怎么办，知道该去找谁。

他可没告诉他们这些，坐回书桌前，任凭他们怎么问，他始终紧闭双唇。但是，先前他已经回答很多问题了，而且差一点还要讲更多话。

他静静地坐着。其中一个，不知道是屠夫还是雷迪，从皮夹里拿出一张卡片，向他宣读米兰达警告。他们跟他说，他有权利保持缄默，也有权利聘请律师。

迟了。他已经说了很多根本不该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