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黄协安

《静物》这部小说对于读者，尤其是翻译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挑战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凡·高典故的运用，二是堆砌的细节描写，三是大量的哲学思辨。小说讲述了波特一家的恩怨、挣扎，以及三个子女与社会各界的各种纠葛。他们经历各种曲折，有人释放了压抑，实现了成长，有人失去了生命，但获得了解脱，有人摆脱了梦魇，却遭遇更大的打击。

笔者建议读者搁置细枝末节的描写以及哲学思辨的来龙去脉，专注于解码主要人物的心路历程。移情阅读，跟随小说人物的喜怒哀乐，解码他们的心路历程，是较好的阅读方式。

原文题目Sti ll Life原义是“静物”，是绘画的一种体裁，也指绘画的对象，如水果、花草、器物，等等。

小说序章的场景就是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后印象主义艺术展，迎面而来的是一排凡·高的画，弗雷德丽卡见识了凡·高关于事物的概念，包括静物中的性隐喻。事实上，凡·高和他的绘画艺术，几乎贯穿小说的始终，尤其是那一把“黄椅子”。“黄椅子”也伴随着弗雷德丽卡的精神成长旅程。弗雷德里卡的暗恋对象亚历山大编排了以“黄椅子”为主题的话剧，弗雷德里卡也观看了这幕话剧，并因此实现了意识的转变。

同时，Still Life也可以按字面解释，即“静止的生命”，即死亡。在小说中，亚历山大的朋友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

“也许，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看待静物，所谓静物画，是自然死亡的同义词。”

就此而言，“静物”是一个意义丰富的隐喻，代表着生命的哲学，向生而死，向死而生。也许，“死亡”是最理想的生存状态：

“在弗洛伊德的眼中，事物都不愿意让光唤醒生命，它们都希望回归原本的状态，本能是保守的。弗洛伊德说，每个生物都希望自行演变，不要被改造……也许，无生命物体沐浴着阳光，是黄金时代的一种象征，绝对的静止，没有欲望和分裂的世界。”

因此，小说中的生与死都得到了解释。

关于凡·高，小说着重引述了画家在法国南部小镇的那段时间，那是他心灵激荡最强烈的时期：从凡·高与高更的友情，到他的疯癫和自残，直至他最后自杀身亡。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凡·高的死，“是最后暴露的金黄色涂满了躯体那小小的房间”，是光辉的泯灭。

小说第一章的场景是在妇产科医院，斯蒂芬妮去做孕检，这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可是，就在等待检查的时候，她却目睹了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另一个孕妇欧文太太流产了，一个小生命终结了，如斯蒂芬妮所喜欢的华兹华斯在诗里所言，“纹丝不动，了无声息”。

斯蒂芬妮终于顺利产子，在那一刹那，她感受到了“极乐”：

“光线从窗户射进来，越来越亮，他的眼睛看到了，她也看到了，她意识到这是来自天上的极乐之光，她不喜欢“极乐”这个说法，但那是唯一的解释。她的身体很平静，极度疲乏，正在休息，而她的心灵却自由、清澈、闪着光芒。”

由此可见斯蒂芬妮对生命的渴望，那是她摆脱生活压抑的希望。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当她憧憬新生活之际，一只猫叼进来的一只麻雀，却要了她的命。那是突如其来的悲剧。出于儿子的“好生之德”，斯蒂芬妮要把小鸟赶出去，让它得以逃生，可是，小鸟鬼使神差地钻到冰箱的下面，斯蒂芬妮“趴在厨房的地板上，卷起袖子，把裸露的手臂伸到冰箱下面，想用手指去够那只鸟”，结果，“冰箱突然迸出火花。疼痛感迅速传遍全身，斯蒂芬妮感觉手臂与金属粘在了一起，好像烧得噼啪响。”斯蒂芬妮死了，房间里弥漫着烧焦的味道，而那只小鸟却“奔着夜色深处飞走了”。

死意味着解脱，却在她对生活恢复希望的时候到来，也带走了斯蒂芬妮的弟弟马库斯重燃的生活希望。

马库斯是个“有问题”的青年：

“马库斯·波特是斯蒂芬妮的弟弟，和他们住在一起，就目前看来，他得一直住在这里。1953年夏天，他遭受了打击，精神崩溃，有人说，起因是他跟里斯布莱斯福德高中的生物老师保持不正当的关系，也有更了解他的人说，他本来就有问题，两人怪异的关系只是加剧了他的问题。”

实际上，他曾经是有追求的青年，可是，他的家庭环境实在压抑，他的父亲比尔脾气暴躁，让他充满恐惧，乃至于“‘家’这个字确实在他的脑海里转化成了一副吓人的景象”。斯蒂芬妮帮他找了一个心理医生，帮他寻找“病因”，希望解决他的问题。可是，对于罗斯先生是否能帮到他，他不抱什么幻想。他既内向，又自负，他觉得他即使跟罗斯先生说什么，他也不一定能领会。

他的病根是在吉德恩组织的青年联谊会活动中找到的。在吉德恩的鼓励下，马库斯参加了联谊会的实地考察活动，认识了鲁茜和杰奎琳，跟她们在一起的时候，“马库斯发现自己时不时很开心。他有些害怕，这样的自己让他觉得很陌生。他与杰奎琳和鲁茜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杰奎琳爱问他一些私人问题，而且一定要他回答。”最终，他爱上了鲁茜，并终于回到了学校，准备考大学。

可是，就当他鼓足勇气，准备跟姐姐敞开心扉的时候，斯蒂芬妮却遭遇了不测。斯蒂芬妮的死，又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悲伤的人一般都是背负着愧疚的人，悲伤的马库斯怪自己笨，没有拔掉插头，甚至责怪自己干吗一心想着要跟她说他爱鲁茜？”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释怀的悲剧性循环。斯蒂芬妮的死，让马库斯又回到了原点。

弗雷德丽卡是小说的真正“女一号”，在小说中，她从高中毕业，成功被剑桥大学录取，到法国南部小镇当家教，到剑桥大学读书，大学毕业后到大都市伦敦和一个男人将就，期间的心路历程可谓跌宕起伏。

弗雷德丽卡对生活有着强烈的憧憬。她是一个有个性、有反叛精神的女生，由姐姐斯蒂芬妮陪伴着去做成人仪式的时候，她就嘲讽姐姐嫁给一个牧师，成为“专职的牧师太太”。她说，“我要摆脱出来，也绝对不会后悔，我再也不会回头……我再也不属于哪里、属于谁了，我就是我。”在高中期间，她暗恋父亲的同事亚历山大，参加了亚历山大话剧的角色饰演，却被另一个男人威尔基骗上了床；她到法国南方，在一定意义上是要摆脱现实的桎梏，那是个家教换食宿的项目，可以帮助她脱离家庭而自立，而在此期间，她见识了不同的文化，且鬼使神差地又碰上了梦中情人亚历山大，也是在此期间，亚历山大创作了新的话剧《黄椅子》。在剑桥大学，弗雷德丽卡实现真正的释放：“学院给学生安排了监护人，鼓吹富有责任感和体面的行为举止，这是对学生的极大限制。这是喝热可可、吃烤松饼和喝下午茶的好地方。弗雷德里卡渴望酒精，渴望争吵，渴望性。”于是，她利用性别之利成了剑桥大学的“风云人物”。

作为“花丛中的年轻人”，弗雷德丽卡在剑桥有了真正喜欢和仰慕的人，那就是教授兼诗人拉斐尔·费伯。拉斐尔的名字与文艺复兴后三杰之一相同，这个拉斐尔聪明绝顶，是马拉美诗歌的译者，满腹经纶，谈吐非凡，让弗雷德丽卡痴迷。他代表着弗雷德丽卡追求的精神境界，但是，拉斐尔迟迟不肯接受弗雷德丽卡，即使最终接受了，也是点到为止：“吻她的时候，他很紧张，一碰到就分开，像一只动作敏捷的小鸟儿。”这样的“男人”，结果是让她“落荒而逃”。她不需要柏拉图式的爱情。

于是，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准确地说，是她勉强接受了另一个男人的追求。那个男人是奈杰尔·瑞佛，一个与剑桥大学的男人不同的男人：“他穿着一件非常正式的驼绒大衣，剑桥的绅士不会这样穿，看起来流于庸俗，尽管这件大衣很昂贵，也不算花哨。”他不适用剑桥的规则，“她不知道在哪里还有像奈杰尔这样的男人，也许，在伦敦周围各郡，或是英格兰各郡，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男人，军队里面有很多，伦敦城里也有很多。但是，弗雷德里卡认识的所有人，包括那些不合适的人，都是剑桥人。”总之，奈杰尔·瑞佛代表着弗雷德丽卡的另一种憧憬，虽然他的身上存在谜团，可能是个骗子。最终，弗雷德丽卡投入了奈杰尔·瑞佛的怀抱。

弗雷德丽卡从女孩“成长”为女人，这个过程是曲折的。她是一个充满渴望和追求的女人，可是，她的追求大多未能如愿，因此产生新的憧憬，开启新的历程。她与奈杰尔·瑞佛的结合是“苟且的”，必然不是她的终点。

有人说，拜厄特是学院派的作家，笔者十分认同这个观点，不过，对于译者而言，所谓“学院派”，关键不在于小说的构造，或者虚构与现实的关系，而在于小说中有大量的哲学思辨和历史文化内容，例如关于语言、颜色的意义，诗歌和绘画中关于事物和颜色的隐喻，以及马拉美的诗歌和主张，等等。这些抽象的内容给译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笔者希望译者的努力，可以减少中文读者的阅读困难。

哲学思辨中值得一提的是弗雷德丽卡对“不可知论”的推崇：“弗雷德里卡得知纽纳姆学院成员基本都是不可知论者，非常高兴，尽管她对女性争取权利的斗争一无所知，对于学生被强行授予神职而感到的焦虑一无所知，对于涉及上帝的原则之争以及对于教堂和大学的关系，她也都一无所知。”不可知论具有强烈的人文气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从而对宗教信条提出质疑。恰巧，弗雷德丽卡对姐姐斯蒂芬妮的不满，是因为姐姐嫁给了一个牧师，成为了无趣的牧师夫人，而她们的父亲比尔也不喜欢女婿丹尼尔，认为他没有出息。事实上，在故事中，丹尼尔是一个令人感到压抑的人物，他的职业和相关行为习惯让斯蒂芬妮的生活失去了色彩。

不可知论强调感觉经验，也许，推崇不可知论，正代表着认识世界的渴望，是心灵追求的起点，是生命冲动的萌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