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她需要的，是那双在安娜·克里格建议下买的山地靴。到酒店的路，对寒夜里一个穿着网球鞋不穿袜子的歇斯底里的行人来说，是危机四伏的。坚强的安娜·克里格会做好准备：背包、水、手电筒、面包、鱼干、坚果。克里斯廷的厨艺就是向她学的。那时她们都是驻德美国士兵的妻子。安娜还不到二十岁，总在军人合作社买东西，很擅长做新鲜蔬菜，各种土豆，还有海鲜，尤其擅长做诱人的甜点。烹饪课和啤酒让每晚都变得愉快，延缓了克里斯廷婚姻的破裂，让它变得像营房一般荒芜。作为友谊的回报，克里斯廷答应有一天要和安娜一起去登山。她买了安娜推荐的好靴子和背包，在某天清晨和她一起出发了。还没走到一半，克里斯廷就停下，央求着取消旅行，搭车回营地。她的脚像被火烧一样，她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安娜露出一脸非常失望的表情，但也表示理解。“可怜娇气的美国人啊，既没体力，又没毅力。”她们一言不发地回去了。

克里斯廷一开门，就发现厄尔尼正被上士的老婆搂在怀里。她本想一脚踹向他的光屁股，但是脚太疼，于是她将就着拿了六瓶啤酒，飞快地一瓶接一瓶砸在他头上。

为了这个刚刚取消种族隔离的军队里其他妻子的利益和士气，她觉得有必要装作忌妒又愤怒的样子。但她与其说愤怒，不如说惊愕。真不明白厄尔尼·侯德以为他自己是谁，不就是个衣衫褴褛的上等兵嘛，用他的忠诚、一身制服和逃去另一个国家的机会，换得了她美丽高贵的自我。她第二天就离开了他，带上背包、厨艺和山地靴。她从艾德尔怀尔德给母亲打电话。梅听到她的声音似乎很欣慰，但对于她要不要回丝克镇态度暧昧。她东拉西扯地啰嗦着，似乎对克里斯廷的处境并不关心，只是念叨着那个“乡下婆娘”和一辆被烧掉的“自由”公共汽车。显然是在警告她别回去。

梅描述的气氛如此阴冷压抑，克里斯廷犹豫了。差不多在街头（公共汽车站也许算不得街头）睡了两天，又被基督教女青年会打发走之后，她住进了一座菲利丝·惠特利（菲利丝·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1753-1784），美国第一位黑人女诗人。以她名字命名的慈善组织致力于救助贫困妇女，尤其是从南方移民北方的无业黑人妇女。）救助站。她离开时，这个国家是那么欢乐自信，如今却沉浸在对红色威胁和黑名单的恐惧中（暗指战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凭长相，她找到了一份在餐馆做服务员的工作，直到他们发现她会做菜。那是一片友好的街区，她在那里笑看着顾客们抢免费食物，花了好多年一边躲避和欺骗梅，一边寻找丈夫。她找到了三个丈夫，不过都不是自己的。然后她遇到了果子。那时她已经流言缠身，让她厌烦。流言也牵扯进了老板、老板娘、收银员，还有快餐厨师。无端的恶意，还有跟那些与自己有关系的已婚男人的交谈，都让她感到很累。她其实并不在乎他有没有和妻子分开，有没有和他孩子的母亲一起睡，给她的圣诞礼物够不够好。只是他们没有共同的朋友，因此除了喜欢的明证和分手的威胁之外，也没什么话题好谈。那是生活的轮廓，那是餐巾纸上还没有填上颜色的涂鸦，让她远离梅所描述的那个家。在那种无意义的生活中，果子来了，背着帆布包，穿着熨得笔挺的工装衬衫。

“别把肉藏在下面。我想看清楚我吃的是什么。”克里斯廷停住了在肉上浇红酱汁的手，讶异于他的清晰。之后她发现那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天赋。当她听他说话时，一切都在一瞬间变得如此清晰。于是她陪伴了他九年。他骨架宽大，感情强烈，有一双美丽的大手和迷人的声音。他让世界在她面前清晰起来。她的爷爷（资产阶级叛徒）；她母亲（奴隶）；留心（农村野心家）；厄尔尼（叛徒）。他们都是马尔科姆·X所说的那种“木鱼脑子”，这个词浸饱了尖酸。然后他列出她的职责。为了弥补她的浅色皮肤、灰眼睛，还有丝一般致命的秀发，克里斯廷成了一个忠实的伴侣，非常配合，乐于服务。她改穿“祖国”式的服装，把说出的话变成尖锐的口号，随身带着刀自卫，把那不像黑人的头发藏进精致的盖丽头巾（黑人妇女的一种头巾。）里。她戴着贝壳耳环，坐下时再也不交叠双腿。

她害怕自己会让这样一个男人失望，这个狂热、清高、严格的男人，也害怕他会待她如粪土一样，但这种害怕从没有变为现实，因为果子喜欢粪土。在他眼里，泥土、大地和庄稼是他和她之间的浪漫。如果有一个农场，他说，就可以做我们的基地了。克里斯廷也同意。不过事态变化迅速，钱（筹来的、骗来的、敲诈来的）需要用在别的更紧急的事情上。

全国上下到处都有沉睡的街区需要唤醒，到处都有麻木的年轻人需要关注。山地靴在游行时穿得越来越合脚，背包在静坐时让她倚靠。火热的兴奋感与目标鼓舞了她；克里斯廷的小虚荣变成了种族合法性，她行动力的天赋变成了勇气。现在她已经不记得那些争吵了：众多告密者，脏钱，是随机行动还是长远计划，是地下活动还是利用媒体。他们一伙有十七个人——十一个黑人，六个白人，是提尔案（即艾米特·提尔一案，艾米特·提尔由于生长在北方不了解南方禁忌，在密西西比州朝一位白人妇女吹口哨，被其丈夫伙同他人殴打致死，年仅14岁。同年进行的审判中，两位被告被判决无罪。）之后成立的秘密组织。独立，自治，只有在评估过某一行动具有足够影响后才和其他组织合作。她热爱这份工作，喜欢这种严肃的感觉，并且全然委身于果子。和他在一起，她不再是碍事的人，她是自己人。不再是爱吵架的妻子，多余的情妇，没人要的讨厌的女儿，被忽视的孙女，可以随时抛弃的朋友。她是有价值的。他们没有理由不继续下去。一九五五年深植下的急切意识到一九六五年开了花，在一九六八年愤怒地成熟了。到了一九七○年，被一系列葬礼搞得元气大伤后，在她眼里活动已经衰弱了。妮娜·西蒙（妮娜·西蒙（Nina Simone，1933-2003），美国黑人女歌手，作曲家，民权运动期间创作了大量反映黑人不平等境遇的歌曲。）延缓了结束的步调。那声音让女性的降服变得重要，用浪漫磨钝了罪行。因此当结束来临时，倒显得难以辨认。轻轻地，静静地，无关紧要地冲一下马桶。又一次例行堕胎，七次中的最后一次。她站起来，扳了一下手柄，转身去看那旋涡。在那里，一团模糊的红色血块中，她觉得她看见了一个轮廓。不到一秒的时间里，那断无可能的形象浮了上来。克里斯廷洗了澡，回到床上。她向来对堕胎无动于衷，觉得那让约束她的链条又少了一环。况且她不想做母亲，永远不想。此外，没有人阻止她，也没有人建议她做别的选择——革命需要的是男人，不是父亲。因此这第七次的干预一点都没让她苦恼。尽管她觉得红如覆盆子的一团中那未出世的眼睛是她想象出来的，可她偶尔还是会想，那如此安静而好奇地向上看着她的会是谁。最古怪的时候——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和一个因为孩子死在枪下而哭泣的母亲在一起；或是给筋疲力尽的学生们发矿泉水和葡萄干——那只模糊的眼睛又在那里了，安然盘踞在满是警察与眼泪的混乱中。她如果再仔细一点，也许可以拖延，甚至阻止，那真正的结束。但是她爷爷死了。果子劝她回去参加葬礼（家人终归是家人，他微笑着说，即使他们是政治白痴）。克里斯廷犹豫了。回去的话她就要遇见杀气腾腾的留心，她母亲也会和她继续争论政治，就像她们时断时续在电话中那样尖叫着互相指责：你们就不能安静一点？安静了三百年还不够吗？我们会失去一切的！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切！砰！！！！挂了。

他死了。那个恶心的人，他让她知道了什么是龌龊，还怪在她头上。

他死了。那个一手遮天的人，抛弃了自己的亲骨肉，把大权交给自己的玩伴。

他死了。嗯，挺好。她要去看看他留下的残局。

如今没有什么在注视她了。那只公正客观的眼睛早已远去，一如那个背包和那双山地靴。此刻她迫切需要那双靴子，如果她想阻止那条蛇还有她的爪牙，不让她们毁掉她生活的平静。那两个人，留心和朱妮尔，不在家里。车库是空的，车道上也没有车。除了作恶，没有什么能让留心踏出房间。而且还是在夜里？只有一个地方她会感兴趣——酒店。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耽误了，尽管她得一路跑过去。

谁都猜不出来，果子其实比她小八岁，所以他很自然也会用别的女人来取悦自己。这是他们关系中的美丽与诚实。众人中能理解的正是她，被勾引的丈夫们的女王。她在酒店里长大。在那里，踮着光脚走路，小库房后面的沙沙声，一个女客用刀子般的眼神剜着另一个女客，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她难道没听过她爷爷当着别人的面对妻子说“别在我面前摇你的小尾巴。我不想要也根本不需要”，然后留下妻子一个人在生日派对上跳舞，而他跑去见那个他真正需要的么？不去管那个厄尔尼·侯德，还有朝他头上飞去的啤酒瓶，对她来说拥有男人就意味着分享他们。习惯如此，并且保持风度，对吧？别的女人的床不是个问题。反正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谁有时间监视每场风流韵事。她才是那个固定的女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的名字在筹备会时被提起，听起来好像是什么糖果：果子克丽丝，克丽丝果子。

糖果一直没有碎，直到有人强奸了一名学生志愿者。一个同志干的。那姑娘太过羞耻，都顾不上感到愤怒。她求克里斯廷别告诉她做大学系主任的父亲。

“拜托了，千万别告诉他。”

“能告诉你妈吗？”

“哦别！她会告诉他的！”

克里斯廷很愤怒。宛如训练中的杜宾犬，那姑娘进入了保护模式。好爸爸大人物不能知道。没管她怎么说，克里斯廷还是告诉了所有人，结果让她很满意，尤其是听到果子的反应。他们都去关心那个姑娘，咒骂和痛斥那个同志的所作所为，答应要和他谈谈，处罚和开除他。但是实际却没有。下次他出现时，迎接他的是“嘿，哥们儿，过得怎么样”。克里斯廷去质问果子，他告诉她那个同志的解释：不是他的错是那姑娘不戴胸罩衣冠不整地对他投怀送抱他甚至还拍了拍她的屁股警告她为了他着想结果她没有打烂他下巴而是偷笑着问他想不想来杯啤酒。果子摇着头，为人类的愚蠢和政治的倒退感到悲哀。然而他只是悲哀罢了。无论她怎么要求，“谈谈”——更不用说“处罚”或者“开除”——他一直都没有去做。是的，果子觉得那个同志很讨厌，但他没法和他那么说。是的，他觉得那个同志危害了他们事业的原则，但他没法面对他。那姑娘受的伤害比起更大的伤害——对男性友谊的伤害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果子可以训斥，可以开除，可以揍一个叛徒，一个懦夫，或者随便什么白痴，只因为一点小小的冒犯。但不是这种冒犯——强暴一个十七岁的姑娘，都算不上他的“不可接受行为”清单中匆匆加上的一个脚注。因为被强奸的不是他的人。克里斯廷列了个种族方程：受害者是黑人，强奸犯是白人；两个人都是黑人；两个人都是白人。哪种组合会影响果子的决定呢？可惜其他姑娘对受害者的哀叹也加上了这些恼人的问题：她做什么了？她为什么不……？

最后克里斯廷闭嘴了，继续着公民的不服从和个体的服从。只是偶尔被那张面孔打扰——旋转着，露出不加批判的眼神。从爷爷的葬礼上回来之后，她打开背包，倒出那一纸袋订婚戒指。大大小小的单粒钻石。足以让十二个女人在假想酒店的登记簿上签名。问题显然是套房究竟有多舒服？一九七三年特雷梅恩街的高级享受很吸引人。尤其是因为每个人，不管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想既置身其中又超然其外，光荣的反抗和暗暗的默许融为一体。时局变化了，扩张了，从街头巷尾走进了办公室和高级酒店的会议厅。没人再需要一个街头工作者保姆厨子油印工游行狂热分子和带着葡萄干的女人，与那些新潮的讲战略的学生相比，她太老了，想做大学生工作，受的教育又不够，整天看电视的话，又没那么肤浅。那只被最高法院细细审视过的漠然的眼睛如今闭上了。她不再有用了。果子感受到她的绝望，他们分开了，像朋友一样。

她觉得他是她最后一个真正的朋友。如果他知道她之后的选择，一定又会感到悲哀：她做了人家的情妇，那人简直是她的资产阶级祖父的翻版。他是该感到悲哀，因为里奥医生把她赶走之后，再没有其他像家的地方，她只有回家去。她的家。留在家里，不让一条疯蛇把自己赶走。

上次经过这条路时，克里斯廷坐在汽车里，而且坐在前面，因为她宽大的裙子——浅蓝色的雪纺裙——需要空间。她穿着电影明星般的露肩礼服，上面镶着闪光的莱茵石。妈妈坐在后座，爷爷开着那辆一九三三年的庞蒂克，这让他很不满，因为已经是一九四七年了，可大多数人还没法买到战后生产的车。他是那么说的，为了解释在这炫目的庆祝时刻——克里斯廷的十六岁生日和毕业派对上，他的情绪为什么那么古怪。她觉得他不安的原因正是令她和她母亲兴奋不已的理由。酒店派对前的家庭晚宴上，她们排挤了留心，又开心地看着她被她丈夫惩罚。最后只剩他们三个。没有什么无知的缠人的小婆娘来玷污这场壮丽的还乡演出。

克里斯廷挽着爷爷的手臂走出轿车，光鲜地入场了。一位漂亮的姑娘穿着美若天仙的礼服——这是种族振兴与伟大梦想的见证和结果。在众人的掌声中，乐队奏起《生日快乐》，接着又奏起《海港之光》。梅喜形于色。克里斯廷光彩照人。酒店里满是穿着军装的老兵，来度假的夫妻，还有柯西的朋友们。乐手们又奏起了《月亮高高挂》，因为未来不仅是光明的，而且就在那里，可以在工资单上看见，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摸到，在爵士歌手的音域中听见。只要往露天舞场旁宽敞的门外望去，看一看星星飞去的方向。听一听海浪翻滚的声音。闻一闻大海那古龙水般的味道，多么甜美，多么阳刚。

然后就是一阵骚动，还有不敢置信的低语。人们纷纷转头。留心在房间中央，和一个穿着绿色佐特套装的男人跳着舞。他把她举过头顶，又放在两腿之间，甩向一边，分开，然后及时伸直弯着的腿，用收紧的胯骨迎接她摇摆而来的臀部。乐队奏着乐。人群分开了。比尔·柯西把餐巾放在桌子上，站了起来。客人们闪开看着他走过。穿佐特套装的人停下舞步，口袋里的链子低低地晃着。留心的礼服好像一条红衬裙，肩带滑落在肘上。比尔·柯西没有看那男人，没有喊叫，也没有把留心拉走。事实上他都没碰她。乐手们对人群戏剧性的一举一动都异常警觉，于是安静下来。然后大家都听见了比尔·柯西的驱赶与纠正。

海涛声回荡在克里斯廷耳中。她离海边没那么近，应该是听不见的，那么这一定是血压升高的表现。之后就会眩晕，眼前会晃动着光影。她得休息一下。但留心没有休息。留心在悄悄做着些什么，还有一只身强力壮的蜘蛛帮忙。

她本应该知道的。她确实知道。朱妮尔没有过去，没有历史，只有她自己。她不知道或从没听说过的事情也许可以装满整个世界。那姑娘刚在厨房的桌边坐下，边撒谎边说着“是的，太太”，叫喊般强烈地散发着街头的气味时，她就知道了：这个姑娘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然而那正是吸引人的地方。并且所有没有枪就在街头活下来的姑娘都值得崇拜。无畏的眼神，顽皮的微笑。她愿意为任何事跑腿，解决任何困难，这是克里斯廷的幸运。不仅如此，朱妮尔还能倾听。倾听抱怨、笑话、辩解、建议、回忆。从不指责，从不评判，只是表现得感兴趣。在那座寂静的房子里，和谁说话都像是音乐。谁在乎她时不时勾搭维达的外孙？那对他是好事。对她是乐趣。得到了性满足的姑娘更容易留下来。克里斯廷忘记了离家出走者的信条：坚持下去，决不放手，心情放松。有企图的友谊，可以。忠诚，没有。

酒店比夜更黑。没有灯光，但是车停在车道上。也没有人声。血液在耳中咆哮，大海在其下低语。也许这是诱饵。也许她打开门后会被他们杀死，但安娜·克里格就不会这样，因为她不会蠢到只穿着网球鞋不带瑞士军刀就从屋里冲出来。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走着，她从未感到如此孤独。就像她第一次知道孤独会来得多突然、多强烈的时候一样。父亲死时她才五岁。星期六他送给她一顶棒球帽，星期一他们就用担架把他抬下了楼。他的眼睛半闭着，她喊他，他也没有回答。人们一拨又一拨地赶来安慰做母亲的，如今她成了寡妇；他们一直低声说着失去儿子、失去丈夫、失去朋友有多痛苦。然而他们只是拍着她的头微笑。那是她第一次躲在L的床下。假如还有可能的话，她现在也会在那儿，而不是爬向那个地方，那里充满了令她震撼的恐惧和——和什么来着？哦，对了，悲伤。

克里斯廷凝视着笼罩门廊台阶的黑暗。在那里，一个阳光照耀下的孩子浑身僵硬，满心恐惧，还有被抛弃的苦楚。然而她挥动着道别的手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她头发上的蝴蝶结比那手更了无生气。在她视线之外的是另一个孩子，隔着车窗玻璃望着，懒洋洋地像猫一般低声哼叫。开车的是一个孩子的爷爷，另一个孩子的丈夫。坐在车上的那个脸上混杂着各种表情，睁大的眼睛、露齿的微笑和一脸茫然。软绵绵的手挥动着。另一个孩子的手指紧紧压着车窗。玻璃会破吗？她的手指会压碎玻璃，然后划破皮肤，涌出的血顺着车门流下来吗？有可能，因为她压得那么用力。她瞪大眼睛，但她也在笑。她想去吗？她害怕吗？两个人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能一起去？为什么他带一个去度蜜月却丢下另一个？他们还会回来的，对吗？然后呢？她在那辆大车里显得真孤单，但她在微笑，或者努力去微笑。应该有血的。肯定在什么地方有血。因为存在这种可能，门廊上阳光照耀下的孩子浑身僵硬。只有她告别的手是绵软的，耷拉着的。一如她头上的蝴蝶结。

爬楼梯时，克里斯廷感到肩上一阵刺痛。她伸手去摸门把手。没有摸到。门是开的。

“您确定要这么做吗？我们也可以回去的。”朱妮尔没熄火，她精致的鼻子在夕阳下闪着光，“或者告诉我要找什么，然后您坐在这里等。”她很紧张。她的好男人许久没有出现了。她希望他就在酒店里。事情都挺顺利，但是如果他能在一旁告诉她是这样就更好了。“我们也可以改天再来。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过您决定吧。”

留心没在听。她也没有透过车窗看着暮色中的这座废弃的酒店。她二十八岁，站在二楼窗前，窗户正对着一片草地，再远一点儿就是沙滩和大海。楼下的女人和小孩蝴蝶般轻轻地从帐篷里飘进飘出。男人们穿着白衬衫、黑西服。牧师坐在摇椅上，头上戴着草帽。她越来越经常地把场地租给教会和社团。从前的客人现在老了，已经不再来柯西度假酒店了。他们的孩子们满脑子想的是抗议、立法、选举权。一个妈妈坐在边上，喂奶的乳房上盖着一条白手帕。一只手抱着小宝宝，另一只手慢慢地驱赶飞近的苍蝇。她本来也可以有自己的孩子，留心想。可以有的，假如她在一九四二年就知道一九五八年在另一个男人怀抱里明白的事——她根本就不是不能怀孕。那个男人是来领他兄弟的尸体的，他准备坐火车把尸体运回家。留心忘不了失去两个兄弟的痛苦，因此告诉他，他的房间免费，希望他能喜欢。假如有别的什么她可以做的……他坐在床上哭了起来。她把手放在他悲痛中一起一伏的肩膀上。她从没见过没喝醉的男人哭。留心跪下来，看着那只捂着眼睛的手，握着他膝盖上的另一只手。他的手指紧紧抓住她的，一直保持那样的姿势，直到他安静下来。

“抱歉，真抱歉。”他说，伸手去拿手帕。

“不用这么说。为一个人哭泣永远不用说抱歉。”她简直是在叫。他看着她，仿佛她说了世上最有哲理的话。

“您得吃点东西，”她说，“我去端盘吃的来。有什么想吃的吗？”

他摇了摇头说：“随便。”

她跑下楼，一瞬间就明白了被需要和被要求的区别。她在厨房里做了一份烤猪肉三明治，在肉外面裹上辣酱汁。想到他那顶起衬衫的可爱肚腩，她又在托盘上加了一瓶啤酒和一瓶冰水。L疑惑地看着食物，留心回答了她未曾说出口的问题：“是给那个死掉的人的兄弟的。”

“我放的酱太多了吗？”他咬着三明治时，她问道。

他摇了摇头，“非常好。您怎么知道的？”

留心笑了，“辛克莱先生，如果您需要什么就直接告诉我好了。随便什么。”

“叫我诺克斯吧。”

“我叫留心。”她说，心想，我得赶紧出去，不然我就要吻他的肚子了。

诺克斯·辛克莱待了六天，正好够他安排、准备、运送尸体回印第安纳州。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灿烂。留心帮他打电话、汇钱、跑港口开死亡证明。就像任何优秀的酒店经理对待客人溺亡的事件一样，精心照顾他。

这只是借口。实际原因是像吉米·威瑟斯彭（吉米·威瑟斯彭（Jimmy Witherspoon，1920-1997），美国黑人布鲁斯歌手。）歌里唱的，“我想这么做，与你何干”。当她的丈夫在晚上应酬宾客或是在早晨补觉时，她心满意足地依偎在他的肚子上抚摸它。她让诺克斯谈他的兄弟，他的生活，只是为了听他的北方口音。她很讶异竟然有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男人要她，还觉得她有趣，聪明，性感。这就是快乐的感觉了吧。

他们彼此许诺“天长地久”。他六个星期后会回来，然后他们一起远走高飞。六周以来“爸爸”的钓鱼派对让她解脱，夜晚的喃喃低语则令她悲哀。她计划得非常周密，连L都没有发觉：新衣服装在两个旅行箱里，钱从保险柜里慢慢地一点点拿走。

他一直都没有出现。

她给他在印第安纳的家里打电话。一个女人接的。留心挂了。然后又打了一次，和她通话。

“是辛克莱家吗？”

“是的。”声音很温暖，很亲切。

“请问我能和辛克莱先生说话吗？”

“对不起，他不在家。需要转告他什么吗？”

“不用了。再见。嗯，我是说，谢谢。”

再打一遍。那个温暖的声音接起来，说：“我是辛克莱太太。有什么事吗？”

“我是柯西太太。是从辛克莱先生，呃，住过的酒店打来的。”

“哦。出了什么问题吗？”

“没有。呃，您是他夫人？”

“谁的夫人？”

“诺克斯。诺克斯·辛克莱，我是说。”

“哦，不是，亲爱的。我是他母亲。”

“哦，好的。能麻烦您告诉他，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吗？柯西太太，号码是……”

他一直都没有打来。留心又打了七次，最后他母亲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亲爱的。他失去了一个兄弟。请别再打电话来了。”

她破碎的心很快就修复了，因为她发现，在被人质疑和怜悯十五年之后，她怀孕了。尽管总是“不在家”的诺克斯让她很伤心，但她随时愿意用父亲来交换孩子。她满脸笑容，满心期待，感觉自己心中充满慈爱与慷慨。独一无二，但并不孤单；无比珍贵，且无需证明。开始是一点点滴血，之后是大量的血块，但她并没有警觉，因为她的乳房一直在胀大，食欲也一直非常好。拉尔夫医生告诉她可以放心，一切都很平安。她的体重增长像梅的眼神一般凶猛，像“爸爸”的微笑一般稳定。她已经十一个月没来月经了，而且还可能有十一个月不来，假如不是L让她坐下来，扇了她一耳光——狠狠地——然后看着她的眼睛说：“醒醒吧，姑娘。你的灶是凉的。”在几个月的黑暗、人们的窃笑和“爸爸”的躲避之后，她确实醒过来了。瘦得像个巫婆，骑在扫帚上飞入白昼。

那个母亲喂完了奶，把小宝宝放在肩上摇着。一前一后。一前一后。教会来的那些人，被升起的月亮照得发白，三三两两地离开草地。吃得太饱。快乐地说着再见。

她怀的是男孩，她很确定。如果生下他来，她就不用再悄悄溜出来，让一个无法无天的姑娘开车带自己去一座摇摇欲坠的酒店，以努力保住自己的地位了。

留心拿出钥匙，发现门上的玻璃破了。

“有人闯进来过。”

“有可能。”朱妮尔边说边打开门。

留心跟着进去，等朱妮尔翻着购物袋里的工具：灯泡、剪刀、笔、手电筒。还有一个多小时天才黑，因此她们很容易就爬上了三楼，找到了阁楼折叠梯上垂下的链子。现在需要手电筒了，朱妮尔要在天花板上找到灯座。

她站在木箱上，旋上一个灯泡，拉了一下开关。

留心惊呆了。几十年来，阁楼的布局在她记忆中始终清晰，如今却是一塌糊涂。箱子到处都是，乱七八糟，敞开的、破了的、倒过来的。床垫摇摇欲坠地靠在破椅子上。耙子，地毯碎片，炖锅。留心不知所措地转来转去，说：“我就说有人闯进来过。想从我这儿偷东西。”

“可能是小孩吧，”朱妮尔说，“过来胡闹的。”

“你怎么知道？谁知道丢了什么。看看这一团乱。一整夜都未必够用。”留心盯着一台生锈的电扇。她的心提了起来。

“咱们要找什么？”朱妮尔轻轻地说，想让她平静一点，心想，我们一定把鸟都吓走了，没有一只在叫。

“Rinso，”留心斩钉截铁地说，“一个大大的旧箱子，上面写着R-I-N-S-O。就在这里。”

“嗯，”朱妮尔说，“那我们开始吧。”

“这么乱七八糟的，我动不了。”

“等一下。”朱妮尔东拉西拽，算是清出一条路来。在开裂变形的地板上，她扔下一块一码长的花地毯，摆正一箱男士皮鞋。蜘蛛网不是什么问题。

她们正在找，朱妮尔忽然闻到一股烤面包的味道，像是肉桂面包。“闻到什么了吗？”她问。

留心嗅了嗅。“好像是L。”她说。

“太他妈好闻了。”朱妮尔说。

留心没管它。

“在那儿！看！”朱妮尔指着，“在您后面。上面。”

留心转身看。OSNIR。“写的不是Rinso。”

“箱子倒过来了。”朱妮尔大笑。

留心有些尴尬。“眼睛估计不大好使了。”她说。朱妮尔一下子变得令人讨厌起来。那是什么眼神？嘲笑？无礼？“放这儿。”她指着，让朱妮尔把箱子放下来。

终于放好后，留心把纸箱当椅子，把椅子当桌子，用大拇指翻着一堆菜单。大多只有月和日，不过有些也写着年份——一九六四。她正准备吩咐朱妮尔在空白处写些什么，忽然注意到朱妮尔手里的圆珠笔。

“那是什么？我说了要钢笔。他可不会用那种笔。他只会用钢笔。哦上帝啊，你把事情全搞砸了。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没告诉你吗？”

朱妮尔垂下双眼，心想，她究竟他妈的怎么了她觉得自己是谁我在帮她偷帮她骗帮她撒谎她还像个监狱长似的对我说话？然后说：

“一九六四年的时候可能会用了。”

“不会的，他不会用的。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那个，圆珠笔就证明这是比较新的，对吧？更晚一点的版本。”白痴。

“你觉得是这样？”

“当然。”你这个无知的婊子。

“你说的可能有道理。好吧。你这么写，”留心闭上眼睛口述起来，“我将全部柴产（和下文“宗诚”一样，是留心的拼写和语法错误。）留给我亲爱的妻子留心黑夜……”

朱妮尔抬起头来，不过什么都没说。现在她知道为什么好男人不再喜欢她了，假如他曾经喜欢过她的话。“柴产”。他在听吗？他会不会笑了？他在这里吗？她不知道。肉桂面包不是他的味道。

“……她这些年来一直宗诚地陪伴在我身边。假如她不幸身故，她本人又没有留下遗嘱的话，一切则由……”留心停下来，微笑了，“寂寥·约翰逊继承。”

嗯。当然。朱妮尔迅速地写着。她模仿好男人的笔迹已然无可挑剔。“就这些吗？”她问道。

“嘘！”

“怎么了？”

“我听到什么声音。”留心睁大眼睛。

“我没听见。”

“是她。”

“克里斯廷？我什么都没听见。”

“你听不出来的。”

留心站起来，扫视一周，寻找着可以自卫的武器。什么都没有。

“别担心，”朱妮尔说，“如果她过来，我就——”

“真蠢！她会把地板和你一起掀掉！”她一把抓过朱妮尔手中的笔，等待着。她们都听见了梯子上传来的谨慎的脚步声。她们都看见了头顶，接着是脸，升到了光亮中。那双眼睛真可怕。克里斯廷进了房间，站着不动。要喘口气？在做决定？朱妮尔打破了沉默。

“嘿，您好，”她说，“您怎么会过来的？我们就在这儿找点东西。她写书用的，记得吧？要核对一下日期。研究就是这么个做法，人家说。”

就算听到她说话，她们也没有反应。克里斯廷还是一动不动。留心在移动，小心地踏出一步，又一步，笔攥在手掌和有力的大拇指中。她们彼此的目光都被对方所控制。开始的一阵阵内疚、愤怒、无力和绝望通通变成了仇恨，如此纯净，如此庄严，简直美丽，甚至圣洁。

朱妮尔的头从左边转到右边，像是在看网球比赛。她通过感觉而不是眼睛发现留心——留心除了面前一动不动的人影之外什么都看不见——正在向什么地方走，一次只落下一小步。小心翼翼地，朱妮尔用靴尖把那块地毯拖向自己。她没有看也没有叫，只是转过来对克里斯廷微笑。克里斯廷的血液涌动的声音比那破碎声更响，因此坠落就仿佛发生在无声电影里一般，柔软而扭曲的手根本无望抓住朽坏的木头，像电影里总演的那样淡入了黑暗中，被抛弃的感觉释放的孤独如此不堪，竟让克里斯廷跪了下来，凝视着楼梯下拱起的身体。她跑下梯子，跑过走廊，进了房间。她再次跪下，把留心翻过来抱在怀里。在楼上洒下的光中，她们寻觅着彼此的脸。那圣洁的感觉还在，也依然纯净，不过此刻已然变化，被欲望所淹没。古老，衰败，却依旧尖锐。阁楼的灯灭了，她们也听见了靴子跑动的声音，汽车在发动，但她们既不惊讶，也不关心。这里，在小姑娘的卧室里，一具倔强的骸骨正在苏醒，在咔咔作响，重新恢复生机。

烤面包的香气太浓了。肉桂的味道。他不在那里。尽管朱妮尔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她相信他会笑的，如果她告诉他，并且给他看那傻瓜老婆以为有用的伪造菜单，还有朱妮尔为了防止那真的生效而做的篡改。对不起，寂寥。她使劲踩了下油门。这个尝试大胆而突然，毫无预谋，但也许结果会像她梦想的那样。倘若她们中的一个或两个出来了，她就说她是跑出来求救什么的。不过她首先得去莫纳克街，找到他，和他分享她的兴奋与机智。她停了车，跑下台阶。厨房门大开着，冷风就这么吹进来。克里斯廷走的时候想必不仅匆忙，而且激动。她没关灯，也没关烤箱，烧干了的羊腿被焦了的酱汁粘在盘子上。朱妮尔拧上开关，然后在各个房间里徘徊，烧焦的肉味让她很恼火，因为那掩盖了他身上古龙水的味道。他无处可寻，甚至不在他的书房里。因此她直接去见他。很好。就在这里。在留心的床前微笑着迎接她。她的好男人。

罗门骑车从莫纳克街进了车道。他把自行车靠在车库门上，发现奥斯莫比轿车冒着热气。他摸了摸发动机罩。还是热的。他敲门，朱妮尔去开门，那时他觉得她真是世上最美的人儿了。她的头发和他初次见她时一样，柔软，张扬，混杂着威胁与邀请。科幻般的眼睛很明亮，她露出第三十一号微笑。他们站在那儿亲热起来。直到朱妮尔带他上了三楼的卧室，他才想起来问问那两个女人的去向。

“看我弄了什么。”在留心的床上、那个男人的照片下面，朱妮尔用胳膊撑起身子。她一丝不挂，手里晃着一张折起的纸。罗门没去看那张纸。

“柯西太太呢？我从没见她出过这个房间。”

“去看她外孙女了吧。”朱妮尔笑道。

“什么外孙女？”

“住在港口的，她说。”

“开玩笑吧？”

“过来，”朱妮尔拉开床罩，“把衣服脱了，上来。”

“她会发现咱们，姑娘。”

“肯定不会。来吧！”

罗门不想在墙上那张脸的注视下做，因此他把朱妮尔拽进卫生间。他们把浴缸里放满水，想试试在水里是什么感觉。束手束脚的，他觉得。不像他想的那么妙，直到他们假装要淹死彼此。他们泼着水，互相骂着下流的话，最后像筋疲力尽的三文鱼一样分开，在浴缸的两头喘着气。他挪到笼头侧面，她把头靠在浴缸边上。

罗门感觉自己很强大，又感觉自己要融化了。他把手伸进水里，抬起朱妮尔畸形的脚。她害怕了，试着把脚从他手里抽出来，但是他紧抓着不放，仔细地看着被轧得面目全非的脚趾。然后他低下头，举起脚掌放在舌头上。过了一会儿，他觉得她软化下来，顺从了，因此当他抬起头时，发现她那双科幻般的眼睛竟失去了生命的神采，感到非常惊讶。

之后，他躺在留心床上的被子下面打了个盹，醒来时他说道：“说真的，她们在哪里？”

“在酒店。”

“干什么？”

朱妮尔告诉她在阁楼上发生的事。她听起来好像电视新闻播音员，漠不关心而又装腔作势地说着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你把她们丢在那里了？”

“干吗不呢？”她似乎真的对他的问题很吃惊，“转过来。让我舔你的背。”

“我讨厌那幅画。就像在你爸面前那个。”她的口水在他背上凉凉的。

“那就把灯关上，小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