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管所的姑娘们知道不能相信标签。“停留五分钟后冲洗干净”只是建议，不是规定。有的产品需要十五分钟，有的一下子就好了。少管所的姑娘们很会打扮：编辫子，烫鬈发，洗发，拉直，剪发。还没有禁止染发——因为芳用染发剂把海伦的眼睛给弄瞎了——之前，她们染发时都带着职业般的专注。

朱妮尔用细齿梳梳起留心的头发，然后在银色的发根处一点点涂上染发剂。之前她已经在发缝上抹了凡士林，以免染发剂刺痛头皮。然后她轻轻拨动着留心的头，拨向这边，拨向那边，看看前后是不是都染到了。留心的耳边有一点小伤，不知道是以前染发还是拉直头发时灼伤的。朱妮尔用戴手套的手指轻轻滑过伤痕上方。然后把耳朵压下去，用棉花吸干多余的染发剂。她满意地看到发根都染上了色，然后把浴帽套在头发上。她洗净工具，叠好毛巾，听见留心在一旁轻轻咕哝，那是弄头发时总会发出的轻柔妩媚的声音。按摩，被专注的手抚弄，这些是热水的冲洗和干净头发发出的羞涩的吱吱声的天然伴侣。留心用慵懒而愉快的声音谈论着她坐的这把理发椅。“爸爸”说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椅子比这把更舒服了，他买这把椅子就花了三十块，但其实它值一百块。虽然它的样式跟房子的装修风格可能不太协调，但他还是执意把椅子从酒店搬回新家的卫生间。留心也很珍惜它，因为刚结婚的时候，他就是在这把椅子上教她怎么修手指甲和脚指甲，怎么让他的指甲一直保持完美，还有怎么使用剃刀和磨刀带帮他刮胡子。她个子太矮了，得站在小板凳上才能够得着。但他真的非常耐心，她也学会了。朱妮尔顺从而又兴致勃勃的沉默鼓励了她，她又接着说道，那些日子里她总觉得自己不够干净。大家老是嘲笑她们住在鱼类加工厂一带的人，因此，尽管她从没在厂里工作过一分钟，却也总是怀疑别人是不是觉得她也受了影响。如今她的手变成这样，最大的麻烦就是保持她原有的卫生习惯。

朱妮尔心想，她是不是想让自己帮她修脚指甲，帮她洗澡？尽管在少管所里和一群人一起洗澡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但给身体擦肥皂——不论是谁的身体，都有一种少管所的孩子才懂的满足。况且，他看到她在照顾他的妻子，一定会很高兴，就像他看到她和罗门在他那辆有二十五个年头的汽车后座上一丝不挂地摔跤、知道她穿着他的内裤，也一定会高兴一样。

她拿起电吹风。先是用暖风，然后用凉风吹着留心的头皮，唤起留心更多的回忆。

“我们是丝克镇的第一户黑人家庭。没有一个白人说什么。一九四五年。仗刚刚打完。大家都有钱，但‘爸爸’的钱尤其多，所以他就在岸上盖了一座房子，就是你看到的这座。现在这里叫滨海了，那时候只是一片到处是鸟的破败的果园。把毛巾递给我一下。”

“我们庆祝了两次胜利。一次是在酒店，面向公众；还有一次是私人的，就在这座房子里。大家谈论了好多年。整个夏天就是一场派对，五月开始，八月十四号结束。到处都飘着旗子。海滩上放着爆竹和烟火。那时候肉是定量供应的，但‘爸爸’在黑市上有点门道，所以我们有的是肉。他们不让我进厨房，但其实是需要我的。”

“为什么不让您进厨房？”

留心皱起鼻子，“哦，我不太会做饭。而且我是当太太的，是女主人，女主人是不能……”

留心停住了。一九四五年在两场庆祝派对上做“女主人”的回忆，被两年之后另外一组庆祝活动的回忆淹没了。是克里斯廷的十六岁生日暨毕业派对。同样先是在这座房子里开家庭宴会，然后去酒店公开庆祝。一九四七年六月，留心已经有四年没见过她的朋友了。从“爸爸”的凯迪拉克里走出来的克里斯廷和一九四三年用手掌抹着脸上的眼泪离开家的克里斯廷判若两人。那双眼睛变大了，也变得冷漠。两根小辫子变成了童花头，和她的微笑一样顺滑。她们并不假装喜欢彼此，坐在桌前，她们老练地掩藏着好奇。太阳像西瓜一样鲜红欲滴，留下热气，潮湿而喧嚣。留心记得栀子花盆里婴儿爽身粉的味道。花瓣边缘像烤面包一样棕黄。她也记得一只只手的样子：随手挥走苍蝇，用餐巾擦着上唇；“爸爸”的手指摆弄着胡子。他们静静等待着L。她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还准备了一个蛋糕。十六根蜡烛立在糖玫瑰和蓝色杏仁糖丝带组成的花园里，等待被点燃。谈话客气而空洞，夹杂着吊扇的声音，还有梅与克里斯廷意味深长的对视。“爸爸”沉浸在战后的兴奋中，大谈着他的酒店发展计划，包括想安装开立（美国著名空调品牌。）冷气系统。

“那真是太棒了，”克里斯廷说，“我都忘了这儿有多热了。”

“我们先给酒店装，”柯西说，“然后再给家里装。”

留心心中升起一股权力在握的感觉，便插话进来：“卧室的电扇还挺好用，不过这个房间的我感觉很糟糕地。（原文为：“I do feel badly about the one in this room.”）”

“你的意思是‘糟糕的’。你感觉‘很糟糕的’。”

“我就是这么说的。”

“你说的是‘糟糕地’。‘感觉’在你这个句子里是用副词修饰的不及物动词。如果你确实想说你感觉‘糟糕地’，那你指的应该是‘我手指麻了，所以摸不了东西’之类的意思。如果你——”

“别坐在我的桌子旁边还教我怎么说话。”

“你的桌子？”

“别吵了，你们俩。行不行？别吵了。”

“你站在谁那边？”

“听话，留心。”

“你居然站在她那边！”留心站了起来。

“坐下，听到没有？”

留心在死寂中坐下，一双双手在她眼前变得无比的大，栀子花的气味也无比清晰。然后L拿着一桶香槟进来了。看见她，留心冷静了下来，拿起杯子等着倒酒。

“另外一个杯子，”他说，“这个是喝水的。”

梅和女儿交换了一下眼色，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看到那微笑和眼神时，留心一下就爆发了，把那个拿错的杯子朝她丈夫扔过去，然后从他身边跑向楼梯。“爸爸”站起来抓住她的胳膊。带着一种旧式的优雅，他把她拉到膝盖前扇了她。不重，不狠。讲究方法，不太情愿，就像对待一个淘气的孩子。他停手时本没有为她走出房间上楼而让出路来。没有路，但她还是走开了。等她跌跌撞撞上了楼之后，谈话继续下去，并且轻松起来，仿佛困扰客人的一股恶臭终于被除去了。

朱妮尔关上电吹风，“那您自己的家人呢？您从来没提过他们。”

留心从喉咙里发出一个声音，摇了摇鱼鳍一样的手。

朱妮尔笑了，“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喝碱水，我也不愿和我的家人住在一起。他们让我睡在地上。”

“有意思得很，”留心说，“我结婚后头几个星期，除了地上哪儿都睡不舒服。我已经那么习惯了。”

留心瞥到镜子里朱妮尔的脸，心想：就是这个原因，我才雇她的。我们都是独自离家在外的人。对家充满怨恨。婚姻让我有机会走出来，知道在一张真正的床上睡觉是什么感觉，知道有人问你想吃什么然后就会去做，是什么感觉。一切生活都在一座大酒店里，衣服会被熨好叠整齐或是挂起来，挂在衣架而不是钉子上。你可以看城里的女人跳舞，可以躲在舞台后面看乐手调乐器，看歌手忙着扯好内裤或者最后抿一口酒，然后上去唱“在夜里，在夜里……”婚礼刚结束，她的家人就开始一窝蜂地来吸血了。无论有多少羞辱，柯西家就是（就成了）她的家。尽管她发现自己需要为保住位置而战斗，但至少“爸爸”给了她这种可能。他在的时候，大家都会收敛。他一次次地让大家明白，他们得尊重她。比如他们两个度完三天的“蜜月”回来的时候。留心有一肚子故事想讲给克里斯廷听。她摇摇晃晃地穿着一双新的露跟鞋，踉踉跄跄地上了楼，结果她遇到的不仅是梅的鄙夷，还有克里斯廷的愠怒。

一开始当然是梅挑起的，她大声取笑着留心的新衣服。但克里斯廷也加入了进来，一副冷嘲热讽的样子，那是留心从未见过的。

“上帝啊，你穿的这是什么衣服？”梅边说边摸着额头，“你看起来像个，像个……”

“喂，喂，”“爸爸”说，“我不喜欢这样。你们两个，够了。听到了吗？”

留心浑身发抖，用求助的眼神看着克里斯廷。但没有看到一点援助。她的朋友的眼睛是冷漠的，仿佛是留心背叛了她，而不是她背叛了留心。L拿着剪刀走上前，剪下了留心袖子上的标签。留心想，她们究竟在笑什么呢？古巴式高跟鞋？网眼丝袜？漂亮的紫色套裙？“爸爸”可是被她买的衣服迷住了啊。他带她去了家百货商场，没有挂“有色人种谢绝入内”的牌子，在那儿可以用洗手间，可以试帽子（帽子里垫着纸巾），可以在后面一间特殊的房间里换衣服。留心挑了那些酒店里的光鲜女人们穿的衣服，也相信售货员满面的笑容和其他顾客欢快的笑声表明他们很喜欢她的选择。“你看起来像梦一样。”其中一个说道，开心地结结巴巴的。她从试衣间里出来，穿着奶油般的米色礼服，肩膀处缝着红色的丝绢玫瑰，低开的胸口等待着未来的双乳。“爸爸”笑了，点着头说：“我们要了。都要了。”

那三天他们每天都去买东西。她想要什么，“爸爸”都让她买，包括巴黎之夜口红。他们早上玩“摔跤”，然后去雷诺餐馆吃午饭。和他们自己的酒店不同，他们住的这家没有餐厅，这让“爸爸”很高兴，因为他总在寻找不如他的酒店那样令人满意的黑人企业。他带她去宽街，去爱德华兄弟，去伍尔沃斯，去汉森，（这是当时的几个百货商店。）在这些地方她不光买了高跟鞋，也买了平底凉鞋、亮闪闪的居家拖鞋，还有渔网袜。只有到了晚上他去看朋友或者处理工作时，她才会一个人待几个小时。留心并不介意，因为她有填色本，有画报，有可以剪下来玩换装游戏的纸娃娃。还有马路。从二楼的窗户她可以入迷地看着下面的行人和车辆。黑色方头汽车按着喇叭。士兵，水手，戴着针垫般小帽子的女人。“山姆大叔需要您”（美国的征兵广告。）的征兵海报前的蔬菜摊。

“爸爸”带她去看《青山翠谷》（1941年上映的电影，获得第1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等多个奖项。），看《女人万岁》（1940年底上映的电影，获得第14届奥斯卡奖多项提名。）。看《愤怒的葡萄》（1940年上映的电影，改编自著名作家斯坦贝克同名小说，讲述大萧条时期穷人背井离乡的故事。）时她大声地哭了好久，他的手帕都可以拧出水来。尽管蜜月很棒，她还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去，把一切都告诉克里斯廷。但克里斯廷的态度让她很伤心，于是她只把故事藏在心里。那次她想同克里斯廷和好，提出让她戴一下自己的结婚戒指，结果整个厨房都爆了。当时她们四个人，梅、L、克里斯廷、留心，正在洗菜，留心取下戒指递给克里斯廷，说：“喜欢的话你可以戴着。”

“你个小蠢货！”梅大叫起来。

梅的样子连L都看不下去了。“注意一点，”她说，“这儿不是大街上。”

克里斯廷大哭起来，跑出后门。留心听见她在接雨水的桶旁边叫着：“Ou-yidagay a ave-slidagay! E-hidagay ought-bidagay ou-yidagay ith-widagay a ear's-yidagay ent-ridagay an-didagay a andy-cidagay ar-bidagay!”（克里斯廷和留心两个小姑娘发明的一种暗语。意为：你这个奴隶！他用一年的租金还有一块糖就把你买下了！）

留心紧紧盯着手里的菜豆，脑中萦绕的都是“Ave-slidagay!Ave-slidagay!”(这句暗语意为“奴隶”。)的声音。

那晚克里斯廷出走不成却被巴迪·丝克治安官拖了回来，并且被扇了一个耳光。留心一句话都没和她说。留心和“爸爸”一起站在楼梯上，拉着他的手。两周之后，克里斯廷不见了，留下留心一个人。L和“爸爸”是她在这个令人迷惑的世界里的救星。

“我都不认得我爸，”朱妮尔说，“他打仗死了。在越南。”

“至少他去了。”留心说。

“我妈一点都不在乎我。”

“我妈也是。”

“也许我应该结个婚，像您一样。”

“小心点儿。”

“嗯，您结了婚就得到了这座大房子。”

“这里是我的越南。只是我活下来了，”至少目前还活着，她想，“但你说得没错，他确实给我留了不少财产。”

“对吧？您是不是很高兴他可怜您？”

“可怜？”留心有些生气，“为什么这么说？”

“呃，也不是‘可怜’。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应该知道您很孤单。”

“他当然知道。但那不是可怜。那是，那是……”她没法说出那个字。一九四七年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听他说过了。至少没对她说过。她等了二十四年。他死的时候她发出尖叫，就是因为知道她再也听不到那个字了。

“听着，”她转身碰着朱妮尔的胳膊，“有件事我需要你帮忙。帮我一起做。我们得一起做。有你要做的，也有我要做的。”

“没问题。什么事？”

“我需要找一些文件。不过放在一个我自己没法拿到的地方。你得跟我去那儿，然后帮我找到。”

“去哪儿？”

“去酒店。阁楼上。我们需要一支钢笔。”

朱妮尔找不到他了。她去别的房间找过。因为当她戴着他的领带坐在他的书房里时，没有闻到须后水的味道，也听不见“嘿，小可爱”的低语了。也许她不需要他告诉她。支持她。也许他认为她理应知道该怎么做。首先，试探克里斯廷，确定就算留心的计划败露，自己还能和她保持友好。避开克里斯廷把留心弄到车里应该很简单，因为这里的作息和少管所里一样固定。

那晚，她蹲在克里斯廷身旁。克里斯廷正坐在后门廊上，一手拿着一罐汽水，一手拿着烟。她不在乎寒冷的天气，围裙里面只穿一件无袖衬衫。朱妮尔指着烟盒。

“能给我一支吗？”

“自己去买。你拿工资，我又不拿。”

“要是我买不起呢，克里斯廷？”

“你买得起鼻子上戴的那个东西，就买得起烟。”

“好吧，反正我也不抽烟。真难闻。”

克里斯廷大笑，想起朱妮尔来的那天给这家里带来的一阵轻风，“挺好。”她说。

“您为什么不拿工资？您工作比我辛苦。”

“因为你那个女老板是个疯狂的恶棍，还需要人帮忙。”

“我能帮她。”

“不是那种帮。你没发现她有点奇怪？”

“可能有一点。”

“有一点？除了疯子之外，有谁会多少年都不出房间？你们在楼上都说些什么？”

“各种东西。她的人生。”

“哦，上帝。”

“她给我看照片。结婚照。我看到一张您在她婚礼上的很好看的照片。您真性感，克里斯廷。太性感了。您认识她很久了吧？你们是表姐妹什么的吗？”

“表姐妹？”克里斯廷撇了下嘴。

“你们不是亲戚？只是朋友？”

“她不是我朋友。她是我奶奶。”

“什么？”

“你听到了。奶奶。明白吗？”

“可是你们差不多大啊。”

“我还大一点。大八个月。”

“等一下，”朱妮尔皱着眉头，“她说她结婚三十年，她丈夫是二十五年前死的。那么她那时候不过是个……孩子。”

“没错。”克里斯廷拿起汽水，喝了一口。

“那您那时候……有多大？”

“十二岁。我爷爷娶她时她才十一岁。我们那时候是最好的朋友。前一天我们还在海滩上堆沙堡，第二天我爷爷就把她抱在腿上了。前一天我们还在一床被子下面过家家，第二天她就睡在我爷爷床上了。前一天我们还在玩抓子游戏，第二天她就操起我爷爷了。”克里斯廷看着她手上的钻石，手指像跳草裙舞一般晃动着，“前一天这房子还是我的，第二天就成她的了。”

她收起烟，站了起来。“还没来月经就结婚是会把脑子弄坏的。她得去看看医生，你觉得呢？”克里斯廷吹了吹戒指，“处女和孩子是不一样的。”她说道，留朱妮尔一个人在那里琢磨。

回到厨房后，克里斯廷开始出汗。她把额头靠在冰箱门上，又打开门吹着冷气。热浪退去了，就像刚刚在台阶上一样，但很快又回来了，让她颤抖起来。幕布拉开已经有一段时间，露出一片广阔而荒芜的满是石头的高原。她想，需要去看医生的也许是她，而不是留心。她取出几块冰包在毛巾里，敷着喉咙、太阳穴和手腕，直到她感觉平静下来。那种凄凉还在。那是世界本来的样子。荒芜黑暗丑陋无情。她在这儿干什么？她的脑子胡思乱想，她的计划徒劳无益。她知道她很忙的样子是装的，但除此之外又如何忘却那绿色褪尽之后一片荒凉的岩石呢。她闭上眼，把冷毛巾贴在眼皮上，轻轻说着：“不！”然后挺直了脊背。这真的很重要。她和留心的斗争既不愚蠢也不徒劳。她忘不了自己是如何维护她的。如何违抗自己的母亲去保护她，给她各种衣服：裙子、短裤、泳衣、拖鞋，还和她单独去海边野餐。她们一起笑到肚子疼，一起发明一种秘密的语言，一起睡觉，知道彼此做着同样的梦。然后，你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离开了你浴缸中的水花，用你们在床单下编织的轻声讲述的故事换取了走廊尽头一间幽暗的散发着酒味和老男人味道的房间，做着谁都不愿描述，但恐怖得谁都无法忽视的事情。她不会忘记。为什么要忘记？那改变了她的人生。也永远改变了梅。连L都目瞪口呆。

婚礼之后，她们偶尔也试着一起玩，但两个人都在等着彼此的羞辱，结果每次努力都以争吵告终。然后是眼泪、梅伸过来的手和轻声耳语：不能让柯西爷爷听见你在取笑他的新娘。

要指责的事太多了。他是大人物，没有人能阻止他，他可以满不在乎，为所欲为。还有她的母亲，宁可选择把她送走，也不与他对抗。把她扔在一个遥远的学校，劝她不要回家过暑假。这是为了她好，母亲安排她参加教会的夏令营或者和同学住在一起时这样说。有一次梅帮她报名当了一个社会服务所的辅导员，那里都是因为不堪虐待而离家出走的黑人女孩。纵使圣诞节寄来礼物，九月里寄来昂贵但尺码不对的鞋子，时不时寄来装着满满的谎言和钱的信封，那拒绝却是明显的。还要怪罪L。她是这群人里唯一充当调解员的角色，只需要瞪一下眼睛，或是摇一摇头。但她谁都不偏袒。然而真正的背叛却来自她的朋友。她满脸笑容地被牵着手穿过走廊，步入黑暗，步入酒气，步入老男人的味道中。究竟是谁得走？谁得离开她的卧室，离开她的玩具房，离开大海？是这里唯一无辜的人，是她。甚至当她回来之后，十六岁，从容地，准备回到家中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时，他们又抛弃了她，因为那时留心已经长成恶心的大人了。恶毒到要烧死她。

克里斯廷回到房间，坐在破躺椅上。相比那张戳人的沙发，她还是更喜欢这把椅子。汗渐渐止了，头晕也好了些。但忧伤依旧。一定是我的想象造就了这个世界，她想。好人并不会如此。

原本不该这样的。她本不想这样。从枫林谷回来的火车上，她仔细计划好了她的态度，她的举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她一回来就是一场庆祝会，庆祝一切：她的生日，毕业，新房子。她决心对留心客客气气的，做出主人的样子，但要很礼貌，就像在枫林谷学到的那样。她是怎么或者为什么忍不住卖弄起语法来，她自己也不记得了。她记得最清楚的是爷爷打了留心，还有她心中涌起的无穷喜悦—看到他难得站在孙女一边对抗妻子，做出姿态表明什么才是他赞许的行为。只剩下他们三个，三个真正的柯西家的人，他们坐着大轿车离开，身份不配的那个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想法让克里斯廷的快乐强烈而深沉。

她和梅回去时，发现她的房间里冒起了烟。她们尖叫着跑进房子，上了楼，看见L正在把一袋二十磅的白糖撒在烧黑了的床单上。用糖覆盖罪恶。

这一次要走的又是克里斯廷，而不是留心。柯西爷爷突然间离开酒店的派对，不知去了哪里。母女俩又害怕又生气，直到凌晨三点都没睡，然后他回来了，狗一样赤着脚，手里拿着鞋子。他并没有找到留心，然后把她扔回她原来的地方。他在大笑。

“她要杀了我们。”梅吐出蛇一般的声音。

“床上没有人嘛。”他说，还是笑个不停。

“今天是没人！那明天呢？”

“我会和她谈谈。”

“谈谈？谈谈？比尔，求你了！”梅哀求道。

“冷静点，梅。我说了我来处理。”他转身走开，仿佛谈话已经结束，他需要去休息了。梅碰碰他的胳膊。

“克里斯廷怎么办？这样她没法在这儿住下去。太危险了。”

“不会再发生了。”他说，强调着“不会”。

“她太危险了，比尔。你知道的。”

他看着梅，看了简直有一个世纪，然后点了点头。“可能吧。”然后他摸了摸胡子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她待上一两个星期吗？”

“留心吗？”

“不是，”他有点惊讶地说，然后皱了皱眉头，“克里斯廷。”

“但是，是留心点的火。是她的错啊。为什么让克里斯廷走？”

“我娶的不是克里斯廷。我娶的是留心。而且就离开一小段时间。等事情解决。”

就这样，克里斯廷要被打发走，送到一个同学家里。待一两个星期。“去度假。”他们会告诉别人，不管有没有人相信。克里斯廷会打电话，梅会来接，在电话里做出安排。

穿着镶着莱茵石的电影明星般的礼服站在那里，克里斯廷已经打定了主意。他甚至没有看她一眼。他还在笑。他那个小贱婆娘想要杀死她——差不多了——说不定哪天就成功了那时候他是不是也会笑他会不会终于看一眼他烧焦了的亲骨肉是不是就像处理一张客人拒付的支票或者一个无故缺席的乐手或者和缺斤少两的威士忌销售员吵架一样？别了，什么去同学家住。别了，疯子们。把鞋子穿起来吧，老头子，好好看我一眼，因为你再也不会见到我了。

你总是想着死亡，我对她说。不，她说。死亡总是想着我。其实她对死亡一无所知。她以为死亡就是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她从没想过天堂和地狱之间也许并没有什么区别。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你得独自一人。但梅就是这样解释她为什么要汇聚和收藏，为什么要储存和偷窃的。死亡想撬开门，她得用她的全部狡猾去抵挡。她女儿是那条松脱的铰链，这弱点可以让一切功亏一篑。不仅要保护克里斯廷远离那闯进门来夺走她父亲的死亡，还要保护她远离那生不如死的贫穷，那种黑人特有的梅最熟悉的贫穷。无家可归，乞讨，基督教信仰要他们永远为一盘玉米粥而心存感激。除了反对白人的浪潮之外，没有什么让她更害怕的。她总是说，柯西先生的家族曾经是安静富足的奴隶和节俭的自由民，每一代都增加了前一代留下的遗产。独立承包商，她这么称呼他们。鞋匠，裁缝，木匠，小五金商，铁匠，不拿钱的劳工，还有努力改进技术的手艺人，专门为那些能给他们礼物和小费的富人干活。做木匠的做出了高档钢琴，小五金商卖货给当地大学的实验室。铁匠带着手艺来到一个马场，先让自己受到信赖，然后不可或缺，然后带来利润。这样，当他提出除了食宿，他也要工资时，雇主就同意了。一点点地，故事继续着，他们积攒和守护着为子孙所挣的钱，给后代以建议，也教育后代做得更好。但他们一直保持低调，不自夸，不顶嘴，只是拍着白人的马屁，和他们保持紧密关系。总之，这就是那个感人的故事。这故事本来是别人的，被她和柯西先生归到了自己头上。他其实知道真相，但梅相信他所说的，因此穿的不是裙装而是男士短裤的留心在她看来就是这一切的终结——像一只从门外飞进来的苍蝇，对着食物嗡嗡叫，倘若停在克里斯廷身上，会用垃圾堆的味道玷污她。她忍受着两个小姑娘的友谊，直到柯西先生也插手进来。这样她就得赶紧想办法了。假如留心和克里斯廷有心要做朋友，以姐妹相处，只是因为一个老不正经的有了兴致，那么梅阻止了她们。就算不能拍死苍蝇，她还能扯下苍蝇的翅膀，在空气中喷上杀虫剂让它窒息—或者让女儿成为自己的同盟。

真可怜。她们还只是小姑娘。一年后她们就会开始流血——大量地。她们的皮肤还是透亮的，她们可以藐视死亡。她们和那些事无关。

柯西先生告诉我们他要娶谁的那天，就是梅的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日子。眨眼间她从防御走向了战争。每个诚实的老兵都会告诉你，打仗对孤独的人是很好的，对傻子则是无与伦比的安慰。她从前并不是那样。我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九二九年，她站在比利仔旁边，看起来就是她该有的样子：巡回牧师的小女儿，家里的衣服全靠父亲能吸引到的会众捐赠。漂亮而没有受到精心养育的姑娘，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一小片毛领子，翠绿色的裙子，还有黑白相间的高跟鞋，让你想到卖旧衣服的集市。我正在想柯西先生的儿子是从哪儿找到她的，她就抓起比利仔的手放在嘴边吻了一下。看着她用眼睛紧紧盯着一切，上下打量着酒店大厅，我以为她会像客人一样等着被伺候。结果我大错特错。她还没顾上打开她带来的纸箱，只是脱下那件不知谁传给她的衣服，就开始干起活来。“我们来，”她用温柔甜美的声音说，“我们来擦擦这个。我们来搬走那个，打扫一下这个下面，抹一抹那里……”我们怎能不微笑呢？她奶油般的声音，她淑女般的举止。看着儿子挑了这么好的妻子，柯西先生笑得尤其开心。

她的到来让比利仔从服务员转去管理吧台，之后又负责联系乐手，这样柯西先生就有空操心钱和玩乐了。甚至怀孕都没能让她慢下来。我从没见过像梅这样三个月就给宝宝断奶的母亲。比利仔是一九三五年死的，走得太快了，我们都没来得及照顾他。克里斯廷爬到我的床底下。我找到她之后，就让她和我一起睡。她不是个爱哭的孩子，所以听到她在梦中抽泣，我感到很宽慰，因为比利仔的死对于梅而言更多的是羞辱而不是悲剧。梅像海龟一样没有流一滴泪，把克里斯廷丢给我拉扯。柯西先生非常低落，所以就只有梅和我在努力维持生意。此后七年，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打理酒店上。七年的辛劳换来的就是一句“我要娶个妻子了。你认得的。克里斯廷的小伙伴”。换来的就是眼睁睁看着公公娶了她十二岁女儿的玩伴，让这个玩伴凌驾于万物之上，她自己，她女儿，以及她为之操劳的一切。不仅如此。她还得教这个玩伴如何管理我们。那时大多数人都很早结婚（姑娘越早被男人娶进家门越好），可是，十一岁？这不能不让人担心，不过担心的可不仅仅是年龄。梅的新婆婆不仅是个孩子，而且是约翰逊家的人。她做梦也想象不出比他们更可怕的家庭了。德国糖浆罐上的傻瓜。沙皇牌发酵粉盒上的野人。奥登果醋瓶、科恩·金斯麦片盒、高士牌缝衣线盒上的植物人。还有桑福德生姜瓶子上被苍蝇叮着的婴儿。（这些都是当时常见的食品和用品，包装上有较为恐怖的图案。）看到约翰逊一家，她就想到这些东西。不管她是在卧室里编头发，还是在厨房里把凉水拍在太阳穴上，无论在哪里，她都这么说：懒惰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品质；无知就是命运；灰只落在脏地方。她边说边浑身发抖。她是牧师的女儿，努力想重拾基督徒的爱心，但只要看到约翰逊家的人，她就无能为力。只要听人提起他们。甚至只要听到他们的名字，她说。装腔作势的名字，一般只给骡子或者渔船起的名字。新娘。欢迎早晨。星光公主。公义之灵。寂寥。留心黑夜（留心的全名为“留心黑夜”（Heed the Night）。）。还有那最大的灾难——威尔伯和萨蕾这对父母的懒惰，他们觉得拿着根线坐在小船上就是工作。他们的两个孩子死在海里；他们先把自己的哀恸当作讨饭的碗，然后当作搜刮邻居的理由。那让他们的小女儿嫁给一个五十二岁的男人又何乐而不为呢，谁知道他给了他们多少钱。如果给了他们两块钱，应该要回一块五，梅说。但我们都知道柯西先生从不买便宜货，即使买了，过些日子也会变得值钱。比如一个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生出更多的孩子。这让我想起另一件困扰着梅的事。约翰逊一家不仅又穷又懒，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的姑娘掀裙子一向很快。因此留心最初吸引柯西先生的地方（想必是那样），也会影响到她的女儿。甚至在梅还没开始告诉她月经的事，还没想过要保护她远离那些不合适的男孩，她家里就晃动着被当作性感尤物的小姑娘的肉体。这样的气氛克里斯廷吸收起来会比水果蛋糕吸朗姆酒还快。这一切都是因为柯西先生想要孩子。

嗯，他是这么告诉别人的，或许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不过对我不会这么说。他从来没有对我这么说过，因为我从十四岁起就开始给他干活了，我知道真相。他喜欢她。此外，兵工厂取消种族隔离之后，他常找的那个妓女和很多人一样离开了镇子。这些是真相，但不是全部。我记得他给我讲过一个小孩追着民防团跑，结果踩在马粪上摔倒了，然后白人哈哈大笑的故事。真残忍，一群人围观谋杀取乐。每次他提到没心没肺的白人时就会把这个故事重复一遍。所以我猜关键是他也笑了，而娶留心仿佛是一种谢罪。就像他躲着克里斯廷，因为她有一双他父亲那样的灰眼睛，他挑了留心，是为了让老黑头痛苦。我渐渐相信，每个家里都有一个老黑头，也都需要有一个老黑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是叛徒促进发展。就像肺结核。弄死无数人之后，让活下的人坚强，让他们明白强大的心和健康的心有什么区别，正义和正确有什么区别——归根结底，这就是进步。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报复，如何远离那腐朽的甜蜜。因此你会明白为什么家人能够成为最势同水火的敌人。他们有时间也有条件往他们的邪恶上涂满蜂蜜和奶油。然而这实在是目光短浅。固守那怨恨又有什么好处？你用那个人毒害了你的一生，到头来正是那个人（也许只有那个人）在你不能自理的时候扶你进浴缸。我坐在梅的床边，有时坐在她的梳妆台上，看着留心：她在梅的臀部抹肥皂，把做得很难吃的食物捣烂调成恰好的浓度。她给梅剪脚指甲，擦掉她眼皮上的白屑。梅活着就是为了折磨这姑娘，现在却得靠她扶着自己的头喝水。留心不停地抱怨着，但还是在做：晾晒，清洗，喂饭，擦拭，在热得让人想哭的夜里给她翻身，让她凉快一点儿。浪费时间和生命千方百计要把一个女人送进疯人院已经没有意义了，也就只能省下敲冰块给她吮吸的时间。放火烧掉你住的窝又有什么好处呢，倘若你要在灰烬中生活五十年？我看见柯西先生在生日派对上对留心做了什么。我心中为她鸣不平，我也告诉了他。他在口袋里摸索着什么，梅和克里斯廷在车里等他。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别再动她一根手指。不然我肯定走人。”他用和比利仔一样的眼神看着我，说：“我犯错了，L。犯了大错。”“告诉她。”我说。我听到他叹了口气。如果我不是太激动，我肯定知道他是在为谁叹气。

我其实并不清楚派对上发生了什么，但我妈可没白生我。他们走后我就知道留心肯定会做出些事来。她给一个酒店服务员打了电话，让他来接她。她走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听到一辆卡车开过来，然后是重重的摔门声。接着我听到高跟鞋在走廊里发出的声音。不到五分钟我就闻到了烟味。我还算清醒，马上就拎着一桶水爬上楼，然后又提着桶一趟趟跑到卫生间装水。但水对床单起火并不管用。你觉得好像浇灭了，可火还在里面潜伏着，一转身就又烧起来。然后就会把整个家都烧掉。我拖来能找到的最大一包白糖。梅和克里斯廷回来时，床上已经平静下来，如同糖浆。

留心从来都没承认也没否认是她放的火。我那时不明白如果她是对他生气，为什么要发泄到克里斯廷身上。现在我不觉得奇怪了。我也不奇怪为什么他知道留心所做的事之后心情依然愉快。梅自然不肯原谅，二十八年后，看着她的敌人不得不喂她，她还感到很痛快。比她女儿的照顾更能让她满足。当然她女儿最后还是回来照顾她了。

你能想象，当克里斯廷闯进来时，留心咆哮起来。不过她很乐意把梅转交给她。为了防止克里斯廷看到要做的事之后改变主意走人，留心上床睡觉，撒手不管了。开始我以为梅看到女儿回来会很欣慰，尽管克里斯廷一直让她失望。她们一旦吵起架来就成了对骂比赛，不吵的时候就毫无联系。然而梅的反应让我吃惊。她很害怕。不知道能不能信任自己的女儿。但克里斯廷立即就接过手，带来了美妙的厨艺，还有满屋子的植物。这两样，说实话，都让这个生病的女人走得更快。克里斯廷扮演了一年的浪子回头的女儿，然后在一个很美的清晨，梅死了，带着微笑。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微笑。她想要的一切都没有如愿——除了在留心和克里斯廷小的时候往她们中间扔斧头。只有那留了下来。割裂了她们站立的土地。因此，当克里斯廷俯下身子擦掉母亲脸上的食物碎屑时，梅在女儿眼中看到了一种熟悉的神情。和过去一样，她们轻声谈论着留心，重温着老故事，说留心是怎么骗她们相信她会写字的，说排骨掉在地上因为她不会用刀，说她再怎样对柯西先生言听计从也没法让他不出去乱搞，说他的葬礼上她戴的帽子。母亲和女儿终于成了朋友。几十年的怨恨，包裹在关于马尔科姆·X、马丁·路德·金牧师、塞尔玛、纽瓦克、芝加哥、底特律和瓦茨（塞尔玛、纽瓦克、芝加哥、底特律、瓦茨都是民权运动中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地区。）的争吵中，如今全都烟消云散了。不必再问如何才能对黑人种族最有利。因为留心已经替她们回答了。她是她们两个都想要击败的那种造成退步的东西。谁都没有取胜，但她们有了同一个目标，我猜想，正因如此，梅对着那个美丽的清晨露出了微笑。

留心合上了她的手指。克里斯廷装饰了她的手指。这些都无关紧要了。她们继续战斗着，仿佛她们不是牺牲品，而是胜利者。真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