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伤痕》写作于1978年，同年8月11日发表于《文汇报》。从那以后，“伤痕”就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主题，特别是在以“文化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写作里，这个主题无处不在，不但控制了所有的叙事和修辞，也控制了所有的情感和思考。今天回头再看，以“伤痕文学”命名这样一个文学运动，也算恰当。

《波动》初稿于1974年，定稿于1979年，并在《今天》第4—6期以连载的形式发表。无论从时间看，还是从内容看，这当然也是一部“写文革”的小说。可是，无论1979年时候的第一次阅读，还是多年以后的重新阅读，我从来都没有把《波动》看成是“伤痕文学”—尽管这部小说里也写了伤痕，内容里也有和其他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比较近似的地方，但我一直觉得，《波动》是和“伤痕文学”十分不同的另一种写作。

如果《波动》不是一般的伤痕写作，那它写的是什么？

我想从这部小说的故事说起—《波动》的主线是一个相当简单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杨讯和肖凌偶然相遇，很快相爱，又很快分手，这无论在“文革”年代，还是在今天，都是很普通也很常见的故事，并无新意。但是，在《波动》的叙事里，这个简单的爱情故事被演绎得与众不同：两个人的遇合离分总是带有一种诗意的凄婉，这凄婉中又自始至终夹杂一种诗意的苦涩。

““你应该了解！”她提高了声调，声音中包含着一种深深的痛苦。我凝视着她。我忽然觉得，在阳光下她的头发渐渐白了。”

“沉默。”

““够甜吗？”她忽然问。”

““有点儿苦。””

“她把糖罐推了过来。“自己加糖吧。””

““不用了，还是苦点儿好。”我说。”

这是杨讯和肖凌第二次见面时候的一段对话。当时的场景，是肖凌在自己的简陋的小屋里请杨讯喝红茶，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很温馨的时刻，但是两个人却不由自主地陷入沉默，沉默中，杨讯看着肖凌竟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在阳光下她的头发渐渐白了”。这样的感觉不仅很奇异，而且很凄惨。一般来说，爱情往往是一个很复杂的感情过程，一旦两个人陷入爱情的漩涡，忽喜忽悲，欲生欲死，产生什么样的微妙奇特的情感都是可能的，但是，一个人和自己爱慕的女孩见面不久，就产生了这样凄苦的情感，那绝不是好兆头，不仅预示着两个人的情感纠葛会困难重重，而且内容沉重。

跟随着杨讯和肖凌的爱情故事继续前行，我想读者多半都会对这种沉重有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很艰难—肖凌第一次见到杨讯的时候，不但非常戒备，充满了敌意，甚至在背后的手里还拿着一把匕首。而且，随着故事的发展，肖凌的戒备和敌意一直存在，像一个无法根除的病灶，不时就会发作，让爱情一次次在破裂的边缘上受尽折磨，而那种诗意的凄婉和苦涩也就尽在其中。我们不能不问：肖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敌意？杨讯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敌意里寻找爱情？

这在肖凌和杨讯之间不断的口角和冲突里，我们可以找到一定的解释。肖凌的敌意，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两人不同的身份：肖凌有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父母都是“高知”，另外，通过背诵洛尔迦的诗，弹奏《月光奏鸣曲》等等细节，还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不过，由于家破人亡，成为“孤儿”，肖凌又是一个在“文革”中历经磨难、伤痕很深的小资。杨讯则是一个典型的干部子弟，只是由于下乡插队的锻炼，还为“抗公粮”“蹲过几天县大狱”，所以褪掉一些纨绔习气，多了几分痞气。不过，这种痞并不深入，并不能磨去他身上的阶级烙印。看他还是有办法留在北京，还能随意在干部子女的小圈子里出出入入，就难怪肖凌尖刻地说杨讯来自“另一个星球”，在那里，“每个路口都站着这样或那样的保护人”。这样，一个是带着深刻伤痕的小资，一个是暂时落难的当代“公子”，当爱情在这样两个人中间展开的时候，如同古往今来多少类似故事一样，阶级就成为这爱情必须跨越的鸿沟。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波动》的叙事里，这个跨越的艰难，并不平均地分摊在两方，而主要是通过肖凌来表现：即使已经深深陷入爱情，已经完全不能自拔，她还是固执地不断对杨讯说：“咱们的差异太大了”。很明显，肖凌这么说的时候，清楚地看见了脚下的鸿沟；历尽重重磨难，这女孩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安全感，不能不担心自己会又一次坠入深渊。而在杨讯这一方，则是始终不承认并且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差异”，甚至不太明白这差异到底是什么。这不奇怪，当人与人之间发生强势和弱势的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的时候，强势一方往往如此。他们不仅看不见差异，而且会问，有什么必要强调差异？强调差异有什么好处？杨讯的情况正是这样。尽管他是落难公子，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仍然有权享受“终生保护”的“公子”，这个“公子”身份，使他有一种肖凌不可能有的强大的自信，这种自信为他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无形的边界，无论设想他的爱情是否面临难以克服的鸿沟，无论想象肖凌会不会接受他的爱，都在这边界之外。

两个青年人的爱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不祥的凄婉，但这凄婉其实主要来自肖凌，深陷在这苦涩的爱情里的杨讯，只是不得不感受或分享这凄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