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日丹诺夫看见他的屋子里有客人，便在门口站住，他把他们都望过了，丢开便帽，又把书随便扔在地板上，然后不声不响地慢慢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来。他那张好看的苍白的脸，让他一头带波纹的深红色浓发衬托着，显得更苍白了，脸上有一种烦恼和不高兴的表情。

马舒林娜稍微掉开头，咬着嘴唇；奥斯特罗杜莫夫埋怨地说了一句：

“总算回来了！”

帕克林第一个走到涅日丹诺夫的身边。

“你怎么啦？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俄罗斯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五幕悲剧《哈姆雷特》的主人公，一个传说中的丹麦王子，有着怀疑、犹豫不决的性格。）！有人得罪了你吗？或者只是一阵莫名的忧郁？”

“请你闭嘴，俄罗斯的梅菲斯特费尔（梅菲斯特是歌德的著名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他诱惑浮士德博士，想把他引入歧途，但终于失败了。）！”涅日丹诺夫烦恼地说，“我没有心思跟你比赛平淡无味的俏皮话。”

帕克林笑了。

“你这句话就不对；若说是俏皮，就不是平淡无味；若说是平淡无味，就不是俏皮。”

“得啦，好，好……谁都知道你聪明。”

“我看你有点儿神经紧张，”帕克林故意抑扬顿挫地说，“不然，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住在这个讨厌的城市，住在彼得堡，人一把鼻子伸到街上，就会碰到一些卑鄙、愚蠢的事，碰到岂有此理的不公平事情，碰到无聊事情！我在这儿简直待不下去了！”

“那么你是为了这个缘故，才在报上刊登家庭教师待聘的广告，并且声明愿意离开彼得堡吗？”奥斯特罗杜莫夫又埋怨地问道。

“当然，我非常高兴离开这儿！只希望有个傻瓜——给我位置就好！”

“首先您得尽您在意味深长地说，她仍然不看他。

“什么职责？”涅日丹诺夫突然朝着她掉过脸去问道。马舒林娜咬紧了嘴唇。

“奥斯特罗杜莫夫会告诉您。”

涅日丹诺夫又掉过眼睛去望奥斯特罗杜莫夫。奥斯特罗杜莫夫却只是咳了一声，含含糊糊地说了半句：“等一下。”

“可是说老实话，”帕克林插嘴说，“你听到什么不痛快的消息吗？”

涅日丹诺夫好像让什么东西从下往上一抛似的，跳下床来。

“你还希望什么更不痛快的呢？”他突然声音响亮地嚷道，“俄国的一半都快饿死了。（这里指的是一八六八年的大灾荒。）《莫斯科新闻》（《莫斯科新闻》是俄国反动政论家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主编的报纸，它经常对进步刊物进行恶毒的攻击。一八六六年卡拉科佐夫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案发生后，进步刊物《现代人》和《俄国言论》同时被政府封闭。涅日丹诺夫指的便是这件事情。）胜利了！他们要提倡古典教育；（指当时像卡特科夫那样的反动政论家认为自然科学是“虚无主义”的养料，他们企图变更教育制度，加强学校管理，着重以古希腊文、拉丁文为基础的、使学生远离实际生活的古典教育。）大学生的互助储蓄会禁止了；到处都是侦探、压迫、告密、撒谎、欺骗——我们连一步也动不得……可是他还嫌这一切不够，他还要等着新的不痛快的消息，他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巴萨诺夫给逮捕了，”他稍微压低声音加了这一句，“我在图书馆里听说的。”

奥斯特罗杜莫夫和马舒林娜两人同时抬起头来。

“我亲爱的朋友，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帕克林说，“你太激动了，这也难怪你……难道你忘了我们生在什么时代和什么国家吗？在我们这儿，一个掉在水里的人要抓住一根麦秸，也得由他自己制造出来。你又何必为那些事伤感呢？我们应当正面望着魔鬼的眼睛，不要像小孩那样地生气……”

“啊，请，请不要讲了，”涅日丹诺夫愁烦地打岔道，他脸上的肌肉在哆嗦，好像他很痛苦似的，“我们都知道，你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你对无论什么事、无论什么人都不怕……”

“我什么人都不怕？！”帕克林刚刚开头说。

“究竟是谁出卖了巴萨诺夫呢？”涅日丹诺夫继续说，“我不明白！”

“不用说——是一个朋友。我们的朋友们干这种事情真有本领。你应当小心提防他们！我举一个例子，我有过一个朋友，他看起来很不错；他很关心我和我的名誉！你瞧，有一天他跑到我家里来……他大声嚷着：‘您要知道，外面正在散布一些诽谤您的谣言呢：人们咬定说您毒死了您的亲叔父，——又说有人介绍您到某一个人家去做客，您到了那儿立刻背朝着女主人坐下来，而且整个晚上都是这样地坐着！那位女主人让您气哭了，哭了。真是荒唐！真是无聊！只有傻瓜才相信这种谣言！’好吧，以后又怎样呢？过了一年我跟这位朋友闹翻了……他写了一封绝交信给我，说：‘你这个害死自己叔父的人，你居然不知羞耻敢于侮辱一位尊贵的太太，拿背朝着她坐下……’等等的话。朋友们就是这样！”

奥斯特罗杜莫夫同马舒林娜对看了一眼。

“阿列克谢·德米特里耶维奇！”奥斯特罗杜莫夫用他那深沉的低音唤道，他显然想打断这种毫无意义的连篇废话，“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从莫斯科寄来了一封信。”

涅日丹诺夫稍微吃了一惊，他又埋下了眼睛。

“他写些什么？”他后来问道。

“唔，是要……要我同她……”奥斯特罗杜莫夫动动眉毛，暗指着马舒林娜，“一块儿去。”

“怎么？还要她去吗？”

“还要她去。”

“有什么困难吗？”

“很明显，困难就在……钱上面。”

涅日丹诺夫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去。

“要很多钱吗？”

“五十卢布……不能少。”

涅日丹诺夫沉默了一会儿。

“我现在没有钱，”他后来低声说，一面拿手指头敲着玻璃窗，“不过……我可以弄到。我会弄到的。你把信带来了吗？”

“信吗？它……带来了……当然……”

“你们为什么老是躲开我呢？”帕克林提高声音说，“难道我不值得你们信任吗？即使我并不完全赞成……你们所从事的工作，难道你们以为我会出卖你们，或者泄露你们的秘密吗？”

“无意间……说不定！”奥斯特罗杜莫夫用他的低音说。

“不论有意无意都不会！马舒林娜小姐望着我微笑……可是我说……”

“我并没有笑！”马舒林娜不高兴地插嘴说。

“可是我说，”帕克林继续说，“你们各位缺少鉴别力；你们不知道怎样认清谁是你们的真正朋友！倘使一个人爱笑，你们便以为他没有诚意……”

“难道不是这样吗？”马舒林娜生气地打岔道。

“譬如，你们现在需要钱，”帕克林重新打起精神说，这一次他也不去反驳马舒林娜了，“可是涅日丹诺夫身边没有……我可以给你们钱。”

涅日丹诺夫很快地从窗口转过脸来。

“不……不……这用不着。我会弄到钱……我要去预支一部分我的津贴。我记得，还欠我一点儿。不过，奥斯特罗杜莫夫，把信拿给我看。”

奥斯特罗杜莫夫起初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看了看四周，便站起来，弯下身子，卷起一只裤腿，从靴筒里抽出一张仔细折叠起来的蓝色纸片；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他拿着纸片吹了一口气，然后才交给涅日丹诺夫。

涅日丹诺夫接过了纸片，展开它仔细地读了一遍，便递给马舒林娜。她先站起来，然后把信读了，这时帕克林伸过手来拿信，她却不理他，把信交还给涅日丹诺夫。涅日丹诺夫耸了耸肩，便把这封秘密信递给帕克林。帕克林也照样地看完了信，意味深长地闭紧嘴唇，不说一句话，严肃地把信放在桌上。奥斯特罗杜莫夫拿起信，擦燃一根粗大的火柴，屋子里立刻充满了强烈的硫磺气味，他又把信拿得高高的，高过他的头顶，好像要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看见似的，然后烧了信，他并不顾惜自己的手指，等到信烧光了，才把灰放进火炉里去。在烧信的时候没有人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人动一下；所有的人的眼睛都望着地板。奥斯特罗杜莫夫有一种注意力集中的、认真做事的表情，涅日丹诺夫好像在生气似的，帕克林的神情紧张不安，马舒林娜仿佛在参加一个庄严的宗教仪式。

这样地过了两分钟光景……每个人都觉得有点儿不自在。帕克林第一个认为应该打破沉默了。

“那么怎么办呢？”他说，“我献给祖国祭坛的祭品肯不肯收呢？我可以为公共事业献出，即使不是五十卢布的全部，至少二十五个或者三十个卢布吗？”

涅日丹诺夫忽然发了火。好像他心里充满了烦恼……庄严的烧信举动并不曾使他的烦恼消减，它只等着找一个借口爆发出来。

“我对你说过，不要，不要……不要！我不答应，我也不收你的钱！我会弄到钱，我会马上弄到钱。我不要任何人的帮助。”

“老弟，得啦，”帕克林说，“我看你虽然是个革命者，你却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你不如直说我是个贵族！”

“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贵族。”

涅日丹诺夫勉强笑起来。

“原来你是在说我是私生子。好朋友，你不必麻烦了……你不提起，我也不会忘记的。”

帕克林狼狈地绞扭着自己的两只手。

“好啦，阿廖沙！你怎么啦！你怎么能把我的话这样地解释呢？我今天简直认不出你了。”涅日丹诺夫不耐烦地动了动脑袋，耸了耸肩，“巴萨诺夫的被捕叫你很难过，不过他自己也太不谨慎……”

“他没有隐瞒自己的信念，”马舒林娜板起面孔插嘴说，“我们不应当批评他！”

“是的；不过他也得想到他现在可能牵连到的别人啊。”

“您怎么能这样看他呢？”奥斯特罗杜莫夫也咆哮起来，“巴萨诺夫是个刚毅的人；他绝不会出卖任何人。至于谨慎……帕克林先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办到的。”

帕克林觉得受了侮辱，正要答话，涅日丹诺夫却阻止了他。

“各位，”他大声说，“劳驾，请暂时丢开政治吧！”

众人都不做声了。

“我今天碰到了斯科罗皮兴（斯科罗皮兴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影射当时进步的音乐和美术评论家弗·斯塔索夫（1824—1896）。斯塔索夫后来当面带笑问屠格涅夫是不是指他。屠格涅夫也含笑回答：“当然多多少少有您，可是也有别的许多人……”在本书最后一章里帕克林同马舒林娜谈话的时候，他还提到这个名字。），”帕克林后来又说，“我们全俄罗斯的批评家、美学家和热心家。真是个叫人受不了的家伙！他永远在发酵，起泡，跟一瓶坏了的起泡的克瓦斯（克瓦斯是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完全一样……茶房拿着瓶子跑，拿他的手指头当软木塞塞住瓶口，一颗胀大的葡萄干在瓶颈卡住了，——它还在出水，发出咝咝的声音，——等到泡沫散尽了，瓶底便只剩下几滴臭水，不但不能解渴，反而使人肚皮痛。这是一个对年轻人非常有害的人物。”

帕克林的比喻虽然正确、恰当，却并没有引起别人脸上的一丝笑意。只有奥斯特罗杜莫夫一个人表示，对于美学能够感到兴趣的年轻人即使被斯科罗皮兴引入了迷途，也是值不得怜惜的。

“好啦，您不要忙，”帕克林热情地嚷道，他是这样的一种人：他越是得不到别人的同情，自己越是热烈，“这个问题，我认为即使不是政治问题，它也是重要的。据斯科罗皮兴说，一切古代的艺术品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是因为它太老了……照这样说法，那么艺术，一般的美术都不过是一时的风气，值不得我们认真讨论的！倘使艺术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没有永久性，那么它有什么用呢？我们拿科学、拿数学做例子吧，您会把欧勒尔、拉普拉斯、高斯（雷·欧勒尔（1707—1783），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彼得堡和柏林的科学院院士；彼·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卡·高斯（1777—1855），德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当作过了时的无聊的人吗？不，您会承认他们的权威的。那么难道拉斐尔和莫扎特（拉斐尔（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与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二人齐名；莫扎特（1756—1791），奥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是笨蛋吗？难道您的自豪感要反对他们的权威吗？艺术的法则比科学的法则更难掌握……这个我同意；可是法则是存在的，看不见它们的人就是瞎子；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都是一样！”

帕克林住了口……可是没有一个人答话，好像他们的嘴里都含着水似的——好像他们都有点儿替他羞愧似的。只有奥斯特罗杜莫夫不高兴地说：

“对那班让斯科皮罗兴引入迷途的年轻人我还是一点儿也不同情。”

“得啦，去你的吧！”帕克林想道，“我要走了。”

帕克林原本是来找涅日丹诺夫商量从外国偷运《北极星》（《钟声》已经停刊了）（《北极星》和《钟声》都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亚·赫尔岑（1812—1870）在伦敦出版的刊物。（其实《钟声》是在1868年12月停刊的。）把这种革命出版物运进沙皇俄国，当时是“犯罪”行为。）的事，可是话题这么一转，他觉得还是不提为妙。他已经拿起了他的帽子，这个时候从穿堂里，连一点儿预先的响动或者敲门声也没有，突然传来一个非常悦耳的、洪亮的男中音。单是这个声音就可以使人想到这是一个出身高贵、温文有礼、甚至一身香气的人。

“涅日丹诺夫先生在家吗？”

大家惊惶地互相交换眼色。

“涅日丹诺夫先生在家吗？”男中音又问了一遍。

“在家。”涅日丹诺夫终于回答了。

房门小心地、慢慢地开了，一个将近四十岁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缓缓地从他那头发剪得短短的漂亮的脑袋上取下那顶光滑发亮的帽子。他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相貌堂堂。虽然已经是四月的末尾了，他穿的那件上等厚呢大衣上面，还配着一条很值钱的獭皮领子。他那优雅的自信的态度和温文的从容的招呼叫涅日丹诺夫和帕克林、还有马舒林娜……甚至奥斯特罗杜莫夫都吃了一惊！他们在他进来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全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