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时候，有一回我从很远的野外打猎归来，途中着了凉，病了。我发起烧来，幸好这时候已到了县城，在一家客店住下了。我打发人去请医生。半小时后来了一位县城的大夫。此人个头不大，瘦巴巴的，头发乌黑。他给我开了普通的退烧药，要我贴上芥末膏，挺麻利地把一张五卢布钞票塞进他那翻袖口里，而同时干咳了一声，瞧了瞧旁边，本来想要立即打道回府，不知怎的，跟我聊了起来，于是留了下来。我受着高烧的折磨；我料想夜里会睡不着，巴不得有个人同我侃侃大山。茶端上来了。我的医生便打开了话匣子。他这个人不笨，口齿伶俐，说话颇有风趣。世上有些事好奇怪：你同有的人相处很久，关系也挺融洽，可是你从来不向他披肝沥胆，倾吐心曲；而跟有的人刚刚结识，便视为知己，彼此把心里的全部隐私像忏悔似的掏给对方。我不清楚我是凭什么博得了我这位新朋友的信任，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便把一件相当动人的事，如常言说的，“拿来”说给我听了。现在我就把他讲的事说给我知音的读者听听。我尽量用那位大夫的原话叙述。

“您知不知道，”他开始说了，嗓音显得乏力而发颤（这是因为抽了纯别列佐夫烟草的缘故），“您知不知道本地的法官帕韦尔·卢基奇·梅洛夫？……不知道吧……那没关系。（他咳几下清清嗓子，擦擦眼睛。）您看，怎么说好呢，就照实对您说吧，事情是发生在大斋期里，那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我坐在他——我们的法官——家里，在玩普列费兰斯纸牌。我们这位法官是个好人，对玩这种牌很着迷。突然（我的大夫常常用‘突然’这个词）有人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有什么事？’那人说：‘他带来一张条子，也许是病家写的。’我说：‘把条子拿来。’果然是一个病家写的……那是好事——您明白，这就是我们的饭碗嘛……是这么一回事：那条子是一位守寡的女地主写给我的；她说：‘我女儿病危，看上帝的面上，劳您驾来一趟，我派马车接您。’嗯，这倒没有什么……可是她家离城有二十俄里地，当时已是深更半夜，而且道路又是那么糟！再说啦，她那家又穷，很难指望出两个银卢布以上的诊费，就连这点钱还未必有，没准只给些粗麻布或者旁的一点儿什么。可是您明白，职责重于一切嘛，人家快要丧命了。我突然把纸牌交给那位每场必到的牌友卡利奥宾，就赶回家去。一瞧，一辆小马车已停在台阶前；那几匹马是农家的马——是些大肚子马，肚子特别大，身上的毛简直像毡子一样，那车夫为了表示崇敬，脱了帽坐在那里。我心想，一看就知道，老兄，你的主人不是家财万贯的主呀……您笑了，对您直说吧，我们这些穷哥们，凡是都要掂量掂量……要是车夫像个公爵似的坐着，不脱帽子，还从胡子底下冒出几声冷笑，一边摇晃着鞭子——我敢说准能拿到双倍的诊金！而这一回，我知道不会有那样的运气。不过，我心想，没法子，还是救人要紧嘛。我带上一些最必需的药品，就动身了。您信吗，我费了老劲才勉强到达的。道路糟透了：又是小河，又是雪，又是烂泥，又是水坑，突然有一处堤坝还决了口——多糟糕呀！可我还是到了。病家的房子很小，房顶是麦秸铺的。窗子里亮着灯，想必是在等我。一个恭恭敬敬的老太太戴着便帽出来迎接我。她说：‘救救命吧，她快不行了。’我说：‘请别着急……病人在哪儿呢？’‘请到这边来。’我一看，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房间，角落里亮着一盏神灯，床上躺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子，处于昏迷状态。她体温很高，呼吸困难——患的是热病。房间里还另有两位女子，是她的姐妹，她们甚是惊恐，眼泪汪汪的。她们说：‘昨天她还好好的，吃东西也有胃口；今天一早便说头痛，到晚上就这样了。’我再次说：‘请别着急。’您知道，这是医生必须说的话，接着我便开始给病人诊治。我给她放了血，吩咐给她抹上芥末膏，开了药。这时候我瞧了瞧她，瞧着瞧着——我的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标致的脸蛋……简直可说是个绝色美妞！我的怜惜之情便油然而生。那容貌真招人喜欢，那双眼睛……过了一会儿，感谢上帝，她安静些了；她发了汗，似乎清醒过来了，向周围瞧了瞧，微微一笑，用手摸摸脸……两位姐妹向她俯身问道：‘你怎么样啦？’‘没什么。’她说，身子转了过去……我一瞧，她睡着了。于是我说，现在该让病人安静一会儿。我们便蹑手蹑脚地走出去，留下一个丫头在那里随时侍候。客厅的桌子上已摆好了茶炊，旁边还放着牙买加酒：干我们这一行是少不了它的。给我上了茶，并请我留下过夜……我同意了，这时候还能去哪儿呀！老太太叹气不已。我说：‘您何必这样呢？她会好的。请别担心，您自己去好好休息一下，已经一点多钟了。’‘要是有事，请您叫人喊醒我好吗？’‘好的，好的。’老太太出去了，两位姐妹也回到自己房里去；已经给我在客厅里铺好了床。我躺下来，可就是睡不着——多么奇怪呀！我心里老是翻腾着。我总是想着我的病人。我终于忍耐不住，突然起来了；心里想，去看看病人怎么样了？她的卧室就在客厅隔壁。于是我下了床，轻轻地推开门，而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一瞧，那个丫头已经睡着了，张着嘴，还打着鼾，这个狡猾丫头！病人脸朝外躺着，两手伸开，可怜的姑娘！我走近她……她突然睁开眼睛凝视着我……‘谁呀？谁呀？’我有些发窘。我说：‘别害怕，小姐，我是医生，来看看您怎么样了。’‘您是医生？’‘是医生……是令堂派人到城里请我来的；我已经给您放过血，小姐；现在您好好睡吧，过上三两天，上帝保佑，我们会让您康复的。’‘唉，好呀，好呀，医生。别让我死去呀……求求您，求求您啦。’‘您这是怎么啦，上帝会保佑您的！’我心想，她又发烧了。我给她号了下脉，的确，又在发烧。她瞧了我一会儿，突然抓过我的手。‘我要告诉您，我为什么不愿意死，我要告诉您，我要告诉您……现在只有咱们两个人；可是请您别告诉任何人……请听我说……’我弯下身子；她的嘴唇凑到我的耳边，她的头发触到我的脸——说真的，我脑袋都晕了——她喃喃地说了起来……我什么也听不明白……唉，她是在说胡话呢……她低声地说呀，说呀，话说得很快，似乎说的不是俄国话，她说完了，身子颤了一下，把头倒在枕头上，用手指威吓我说：‘当心，医生，不能对任何人说……’我好歹让她安静下来，给她喝了水，叫醒那个丫头，就出来了。”

说到这儿，大夫又使劲地嗅了嗅鼻烟，发了一会儿呆。

“可是，”他接下去说，“到了第二天，同我的期望相反，她的病情不见减轻。我想来想去，突然决定留下来，虽然还有别的病人在等着我……您也知道，对病家可随便不得，不然，以后的业务会大受影响。但是，第一，这病人确实处于危急状态；第二，应说实话，我对她大有好感。再说，这全家人我都喜欢。她们虽然很穷，可很有教养，可以说是很难得的……她们的父亲是个有学问的人，是作家；当然，他死于贫困，然而已经让子女们受到了良好教育；又留下了许多书。是不是因为我在病人身旁热心照料，还是别的原因，我敢说，她们都很喜欢我，对我像亲人似的……再说，路又泥泞得可怕，交通可以说完全中断了；去城里买药也困难得很……病人的病况还未见好转……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但是……这样一来（大夫沉默了一会儿。）我真不知怎么对您讲好……（他又嗅了下鼻烟，咳了一声，喝了一口茶。）对您直说吧，我的病人……这怎么说呢……也许是爱上了我……或者不是，不是爱上……可是……真的，这怎么说好呢……”（大夫低下了头，脸红了。）

“不，”他很兴奋地接下说，“怎么能说爱上呀！人总该知道自己的身价嘛。她是个有教养的、聪明博学的女子，而我连拉丁文可以说都忘光了。至于模样嘛（大夫微笑着瞧了瞧自己），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好自夸的。然而上帝也没有让我生成了傻瓜：我不会把白的叫作黑的；我也懂得些什么的。比如说，我心里很清楚，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对我产生的不是爱情，而可以说是一种友好的情谊、敬重什么的。虽然她自己也许在这方面搞错了，要知道她的地位是怎样的，您自己想想看……然而，”大夫带点慌张地一口气说完这些断断续续的话，以后又补充说，“我似乎有点说乱了……这样说您会一点听不明白……这样吧，我还是照顺序给您说吧。”

他喝干了一杯茶，以较平静的音调说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病人的病情越来越糟了，越来越糟了。您不当大夫，亲爱的先生，您可能体会不了我们这些当大夫的心情，特别是当他最初料到他敌不过病魔时的心情。自信心不知哪儿去啦！你突然会害怕起来，怕得没法说。你似乎感到你把自己的所有医术全给忘了，病人也不相信你了，别的人也发现你惊慌失措了，不大乐意地告诉你症状，皱着眉头瞧着，在一旁嘀嘀咕咕……唉，糟透了！你心里定是在想，会有对症的药的，只要找得到就好。看，是这药不是？试试吧——不对，不是这药！不等药力有起作用的时间？’‘谁对您说，您要死了？’‘唉，得了，你骗不了我，你连说谎也不会，瞧瞧你自己吧。’‘您会好的，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我会把您治好的；我们要求得到令堂的祝福……我们将结为夫妇，我们会幸福的。’‘不，不，我记住您说的话，我会死的……你答应过我……你对我说过……’我很难过，有许多原因令我难过。您想想，有时有些小事，看起来没什么，其实令人痛苦得很。她突然想到问我叫什么名字，她问的不是姓，而是名字。可惜我的名字不怎么的，叫特里丰。是呀，是呀，叫特里丰，特里丰·伊万内奇。在她家里大家都称呼我医生。我没办法，只得实告：‘叫特里丰，小姐。’她眯眯眼睛，摇摇头，用法语嘟哝句什么——大概是句不好听的话吧——随后她笑了起来，也笑得不大好听。就这样我跟她一起过了几乎一整夜。清早我出来像疯了似的；我再去她的房间时已是白天用过茶之后。我的天，我的天哪！都认不出她来了，比死人只多一口气了。我对您绝对说实话，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压根儿不明白，我当时怎么受得了那样的折磨。我的病人又苦挣苦扎地活了三天三夜……多么难熬的三个夜晚啊！她对我说了些什么呀！……最后的那一夜，您想象一下吧——我坐在她身旁，只求上帝一样事：快点带她走吧，把我也一起带上吧……突然她的老母亲一下闯进房间里……我在头天晚上就对她——这位老母亲——说过，我说情况不妙，希望不大了，请牧师来吧。病人一见到母亲就说：‘正好，你来了……你看看我们吧，我们相爱了，我们相爱了，我们相互起了誓。’‘她这是怎么啦，医生，她怎么啦？’我已面无人色。我说：‘她发高烧，在说胡话……’而她却说：‘得了，得了，你刚才对我说的完全是另一番话，你还接受了我的戒指呢……你干吗装假呢？我母亲心好，她会原谅的，会理解的，我就要死了——我用不到说谎；把手给我……’我跳了起来，跑掉了。老太太当然已猜到了。

“不过，我就不多打扰了，说真的，我自己一想起这一切，心里真难受。我的病人到第二天就死了。愿她进天国（大夫快速地补说了这句，叹了一口气）！她临终前要求家里人都出去，单留下我一个人在身旁。她说：‘请原谅我吧，也许，我对不起您……有病嘛……不过请您相信，我没有比爱您更深地爱过任何人……请不要把我忘了……保存好我的戒指吧……’”

大夫转过脸去；我握住他的手。

“唉！”他说，“聊聊别的什么吧，要不，想不想玩一玩小输赢的普列费兰斯牌？知道吗，我们这号人是不该陷到那种高尚情感中去的。我们这号人该考虑的只有，怎么让孩子不哭不闹，让老婆不骂街。打那以后，我结婚了，即缔结了所谓的合法婚姻……可不是吗……我娶了一位商人的女儿，有七千卢布的陪嫁。她叫阿库丽娜，跟我特里丰正好门当户对。我告诉您吧，这婆娘挺凶，好在她整天睡大觉……怎么，玩普列费兰斯吗？”

我们坐下来，玩起一戈比一局的普列费兰斯。特里丰·伊万内奇赢了我两个半卢布——他很晚才走，对自己的赢钱极为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