膳宿公寓是个既带有俄国特点，同时也令人讨厌的地方，主要讨厌之处是整个白天和大半个夜晚都能听到市郊地铁线上隆隆的火车声，有一种整座建筑物都在缓慢移动的感觉。门厅里挂着一面昏暗的镜子，旁边有一个放手套的壁架，还有一个栎木柜子，放的角度让人很容易把小腿磕在上面蹭破皮；从门厅再往里面去是一条光秃秃的十分狭窄的过道，两侧各有三个房间，门上贴着很大的黑色数字的房号，是从一年前的日历上撕下来的几页——一九二三年四月的头六天。左侧第一个门是四月一日，是阿尔费奥洛夫的房间，第二间是加宁住的，第三间是房东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多恩的房间，她是个寡妇，丈夫是个德国商人，二十年前从撒勒法把她带到了这儿，去年得脑炎去世了。右侧的三个房间——从四月四日到四月六日——住着年老的俄国诗人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波特亚金，有着引人注目的蓝棕色眼睛、胸部丰满的姑娘克拉拉，以及在过道拐角处六号房里的两个芭蕾舞演员科林和戈尔诺茨维托夫，两人都像女人一样爱格格傻笑，人很瘦，鼻子上搽着粉，有两条肌肉强健的大腿。过道第一段的头上是餐厅；面对着门的墙上挂着一幅《最后的晚餐》的平版石印画，另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只发黄的带角的鹿头骨，下面是一个球茎形的餐具柜，上面放着两只水晶玻璃花瓶，这两只花瓶曾是整座公寓中最干净的东西，可现在因罩上了一层绒毛般的灰尘而变得黯然失色。

过道在餐厅门外成直角向右拐去，在那可悲的臭烘烘的深处潜藏着厨房、女仆的小房间、一个肮脏的洗澡间和一间窄窄的厕所，厕所门上的标志是两个鲜红的○，这本是多恩先生台历上两个星期日的两页，现在别的数目字掉了，只剩下了这两个○。多恩先生死后一个月，矮小的、耳朵有点聋、稍稍有些怪癖的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就租下了一套空着的公寓房间，将它改成了膳宿公寓。在此过程中，她分配继承来的那点家用物件的方式表现出了她那古怪的颇使人有些害怕的独创性。她把桌椅、嘎吱作响的衣柜、凹凸不平的长沙发分放在打算出租的房间里。这些家具分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以后立刻显得陈旧，带上了被拆散的块块头骨那无所适从的丧气样子。她已故丈夫的书桌是个栎木制的庞然大物，上面镶着蛤蟆形的铸铁墨水池，中间那只抽屉深得像船上的底层货舱。这张桌子给放在了现在阿尔费奥洛夫住的一号房里。原先买来和书桌配套使用的转凳现在和书桌分开了，在舞蹈演员们的六号房里过着孤儿般的日子。一对绿色的扶手椅也给分开了，一只在加宁的房间里独自憔悴，一只是房东自己在用，或者由她的德国种小猎狗使用。这是一只黑色的胖母狗，鼻口部是灰色的，两只悬垂的耳朵，毛茸茸的耳朵尖像蝴蝶翅膀的边缘。克拉拉房间里的书架上点缀着一套百科全书的头几卷，而其余的分配到了波特亚金的房间里。带镜子和抽屉的惟一体面的脸盆架也给了克拉拉，在其他房间里只有一个矮墩墩的木头架子，上面放着一只白铁盆和同样材料的大水罐。不过多恩太太不得不买几张床，这使她感到非常痛苦，这倒不是因为她小气，而是因为在把原来的家具这样分配时她得到了一种美妙的激动，一种对自己节俭的自豪感。现在她已是寡妇了，她的双人床一个人睡太大了，她很气愤不能把床锯开成所需数目。她自己随意地清扫所有的房间，可是她向来应付不了做饭，所以她雇了一个厨子——是当地市场上一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一个壮硕的红发悍妇，每到星期五就戴上一顶鲜红的帽子启程去城北地区，用她红色的魅力去做交易。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怕进厨房，简直是个胆小、安静的人，每当她不利索的小脚发出嗒嗒的声音把她带到走廊上时，房客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头发灰白的扁鼻子小个子女人根本就不是房东，而只是个走错了路进到别人公寓里的傻老太婆。每天早上她像个用碎布做成的玩具娃娃，腰弯得仿佛对折起来那样匆匆地把家具下面的灰尘扫掉，然后就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这是最小的一个房间，她在里面读破烂不堪的德文书，或翻看已故丈夫的文件，文件内容她根本看不懂。惟一走进她房间的另外一个人是波特亚金，他总是会抚摸她那只亲近人的黑色德国种小猎狗，挠挠它的耳朵和灰白的鼻口部上的疣，并且试图让狗坐直起来伸出那只畸形的爪子。他会和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谈到他老年之身的各种疼痛，谈到他如何在长长的六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想搞到去巴黎的签证，他的侄女住在那儿，那儿的硬皮长面包和红酒是那样便宜。老太太总是点着头，偶尔会向他询问别的房客的情况，特别是加宁，她觉得加宁和在她的膳宿公寓住过的所有别的俄国青年都很不一样。加宁在这里住了三个月，现在打算离开，甚至都说了下星期六就退房。不过他以前有好几次打算离开，但都改变主意推迟了行期。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从这位温和的老诗人口中得知加宁有个女朋友。问题的根子就在这儿。

近来他变得沉闷阴郁。就在不久前他还能倒立着用两只手走路，两条腿优美地直立着，像帆一般滑动，简直和日本杂技演员不相上下。他能用牙叼起一把椅子，能用二头肌的屈伸拉断绳子。他的身体里充满了要活动的欲望——跳过围栏或者拔起柱子，总之，像我们年轻时常说的那样，去“找刺激”。但是现在他体内有根螺栓松了，他甚至走路时弯起了腰，并向波特亚金承认自己“像个神经质的女人”那样为失眠所困扰。星期日到星期一那个晚上，他在卡住不动的电梯里和那个感情外露的家伙待了二十分钟以后睡得特别不好。星期一早上他光着身子，两只冰冷的手紧握在一起伸在膝盖之间，就这样坐了很长时间。一想到今天又是一天，他不得不穿上衬衫、裤子、袜子——所有这些浸透了汗水和灰尘的讨厌的东西——就让他感到可怕；他想象着一只马戏团的长卷毛狗，穿上了人的衣服以后显得是那样糟糕，可怜得让人恶心。他的怠惰部分是因为他目前没有工作。他在冬天存了一些钱，所以眼下并不特别需要去工作；不过，现在只剩二百马克了，过去三个月的日子花费很多。

去年他一到柏林就找到了工作，干过几种不同的活，一直工作到一月份。他懂得了在清晨一片朦胧的黄色中到工厂去干活意味着什么；他也知道在毕尔·戈罗伊饭店的桌子之间端着盘子每天曲里拐弯走上六英里之后腿痛的滋味；他也干过别的活，为获取佣金推销过能想象出的一切商品——俄罗斯小圆面包、润发油、普通的增亮剂。他干什么都不觉得是降低了身份，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像我们许多人做过的那样去出卖自己的影子。换句话说，他到郊区一个电影拍摄点去做拍群众场面的临时演员，那是在一个集市的大棚子里，那儿巨大的灯像大炮一样瞄准一群临时演员，灯中射出的强光充满了神秘的嘶嘶声，把他们照亮成一片惨白色。一连串凶残夺目的强光照亮了化过装的蜡人般一动不动的脸，然后咔哒一声熄灭——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些精心制作的灯具的玻璃上仍会呈现出逐渐消失的落日般的红光——我们人类的耻辱。交易完成了，我们无名的影子被送往世界各处。

他剩下的钱还够让他离开柏林的，但这意味着要摆脱柳德米拉，而他不知道怎样和她分手。尽管他给了自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而且告诉了房东他已最后决定星期六离开，加宁仍感到这个星期或下个星期都不会使事情有任何改变。与此同时，逆向的思乡，即渴望去到又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欲望在春天却愈加强烈起来。他的窗外是火车铁轨，因此离去的可能从未停止过对他的诱惑。每隔五分钟，一阵隐隐的轰隆声就开始传遍全楼，跟着是一团巨大的烟云在窗外翻滚，遮蔽了柏林白色的天光。然后烟云又慢慢消散，铁轨向远处伸展——把房子后面的黑色一片分割成几块——越远显得越窄，一切都笼罩在杏仁奶般灰白的天际下。

如果加宁住在走廊对面波特亚金或克拉拉的房间里，他会觉得自在得多。他们窗外是一条十分沉闷的街道，尽管一座铁路桥横跨这条街，但至少看不到灰白的远方的诱人视域。那座桥是从加宁的窗口能看得见的铁轨的延续，他总是摆脱不掉这种感觉，即每一列火车都不被看见地直穿这座房子而过。火车会从远处驶来，它那幽灵般的回响会使墙壁震颤，颠簸着穿过旧地毯，擦过梳妆台的玻璃，最后带着冷冰冰的哐啷声消失在窗外——紧跟着就是一团巨大的烟云在窗外翻滚，当烟云消退后，市郊地铁线的一列火车就会突然出现，仿佛是被这座建筑排泄出来的：草绿色的车厢，车厢顶上一排黑色的狗奶头，一个粗短的火车头挂在车尾，劲头十足地倒退着把火车拉向堵堵无窗墙之间的白色的远方，那些墙上的黑色不是块块剥落，就是被过期广告贴得像斑驳的壁画。那真像是有股强劲的穿堂风永远不停地吹彻整个房子。

“啊，离去！”加宁低声说着，无精打采地伸着懒腰，又突然立刻停了下来——柳德米拉怎么办？他变得如此优柔寡断，真是太荒唐了。他曾经（在他能倒立着用两只手走路或一下子跳过五张椅子的日子里）不光能控制自己的意志，而且还能考验自己的意志。曾经有一段时期他常锻炼自己的意志，例如让自己在半夜起床，好下楼去往邮筒里扔香烟头。可是现在他都不能让自己对一个女人说他不再爱她了。前天她在他的房间里待了五个小时，昨天星期日，他无法拒绝和她一起进行这次可笑的郊游，跟她在柏林郊外的湖上度过了整整一天。现在他觉得柳德米拉的一切都是令人反感的：她时髦地剪短了的黄色鬈发，脖子后垂着两绺没有剃去的黑发；她那没精打采的黑眼皮；特别是她那用紫红色唇膏涂得光亮亮的嘴唇。在他们一阵机械地做爱后，她穿衣服时会眯着眼睛——这使她的眼睛立刻带上了令人不快的粗重劲儿——说：“我特别敏感，你知道，所以你一旦不像原来那样爱我时我立刻就会感觉得到。”这时他就又厌倦又反感。加宁不答她，转身向着窗户，那儿升起一堵烟气的白墙。这时她就会从鼻子里窃窃一笑，用沙哑的声音低低叫他：“过来。”那一刻他真想绞手让骨节带着美妙的痛苦噼啪作响，并且对她说：“滚出去，娘们，再见了。”然而他却微笑着向她弯下身去。她就会用她尖利得像假的一样的指甲在他胸口来回抓挠，噘着嘴，扑闪着乌黑的眼睫毛，扮演着一个被怠慢的姑娘或一个任性的侯爵夫人的角色。他似乎觉得她用的香水有某种走了味的低劣陈旧的气味，尽管她本人只有二十五岁。当他的嘴唇轻轻擦过她小小的炽热的前额时，她便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像她的气味一样到处跟着她的虚伪，她虚伪的稚气的语言，虚伪的灵敏的感觉，虚伪的对某些想象中的兰花以及对她从未读过的坡和波德莱尔的热爱；她——忘记了自己所有做作出来的魅力：她时髦的黄头发，撩人的香粉，以及小猪样粉红色的丝袜——于是向后仰着头，把她整个无力的、可怜的、不为所需的肉体紧紧贴向加宁。

厌倦而羞耻的加宁，感到一阵无聊的柔情——爱匆匆经过后留下的一丝伤感的温情——因此他毫无激情地，吻着她向他伸出的像涂了色的橡胶般的双唇。不过这点柔情并未能压下一个平静而讽刺的声音给他的忠告：现在就努力把她推开！

他叹了一口气，温和地向她仰起的面孔微笑着。她紧抓着他的肩膀，用与平时带鼻音的低语很不一样的颤抖的声音哀求他，她的全部身心似乎都迸化成几个字：“告诉我——求你了——你爱我吗？”而这时，他却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但当她一注意到他的反应——那熟悉的阴郁神情，那不由自主的眉头一皱——便想起她应该用诗歌、香气和感情来使他消魂，于是立刻就表演起来，扮演出可怜的小姑娘或是难以捉摸的交际花的样子。厌倦再一次占有了加宁，他在窗户和门之间踱来踱去，为了打哈欠时不张开嘴，他把眼泪都差点憋了出来，她则往头上戴着帽子，一面偷偷地从镜子里看着他。

克拉拉是个胸部丰满、穿着黑色丝绸衣服的小巧的姑娘，她知道自己的女友来找加宁，每当柳德米拉对她讲述自己的爱情生活时她总感到苦恼和尴尬。克拉拉认为这样的感情应该更克制一些，不要有什么紫色的蝴蝶花和如泣如诉的小提琴曲。但更难忍受的是她的朋友会眯起双眼，鼻孔中喷着香烟烟雾，对她形容那些仍使她意犹未尽的、详细得可怕的具体细节。克拉拉听后会做可怕的、令她难为情的梦。近来她开始躲避柳德米拉，怕她的朋友最终会破坏自己那种巨大且总是快乐的感觉，这种感觉被优雅地称之为“幻想”。她爱加宁那轮廓鲜明的带有几分傲慢的相貌：他的灰眼睛，瞳孔特别的大，向四周辐射出明亮的箭一般的条纹；他粗而黑的眉毛，在皱起或专注地倾听时形成一道浓密的黑线，而当罕见的微笑使他短暂地露出那口晶莹漂亮的牙齿时，又会像柔美的翅膀般展开。克拉拉被他这些突出的特征所深深吸引，在他面前她就失去镇静，往往会说出不想说的话，或不停地轻轻拍打半遮住自己耳朵的栗色鬈发，或整理胸前的黑绸衣褶，这使她下嘴唇伸出，露出了双下巴。反正，她最多就是每天在吃午饭时见到加宁一次，此外只有一次她和他及柳德米拉一起吃晚饭，那是在他晚上经常去吃香肠和泡菜或冷猪肉的一家肮脏的小酒店里。在膳宿公寓沉闷的餐厅里吃午饭时她总是坐在加宁对面，因为女房东给房客安排的餐桌上的坐位和他们房间的顺序基本一致，这样，克拉拉坐在波特亚金和戈尔诺茨维托夫之间，而加宁则坐在阿尔费奥洛夫和科林之间。多恩太太古板而哀伤的黑色小身影坐在桌首，两边是两个芭蕾舞演员做作的、涂着粉的面对面的侧影，显得十分不协调和凄凉可怜。他们和她说话时举止像鸟一样突兀迅速。由于微微有些耳聋的影响，她自己很少讲话，只局限于留神体格魁伟的埃莉卡能适时端上饭菜、撤下盘子。她那像片枯叶一样小小的满是皱纹的手，会不时地伸向垂在一旁的拉铃的球形把手，然后如凋谢的黄叶又飘然落下。

加宁在星期一下午两点半左右走进餐厅时，其他的人早已就坐。阿尔费奥洛夫看见他便微笑着和他打招呼，并从坐位上站起身来。但是加宁并没有向他伸出手来，他心里诅咒着多事的邻居，默默地点了一下头在他身旁坐下。衣着整齐没有架子的老头波特亚金吃起东西来像牲口似的，正咕噜噜地喝汤，一面用左手挡着塞在领子里的餐巾免得掉进汤盘里。他从夹鼻眼镜上方扫了加宁一眼，含糊地叹了口气又接着喝起汤来。加宁一时坦率，曾对他讲了自己和柳德米拉间令人压抑的恋爱，现在很后悔。他左边的科林小心谨慎地递给他一盘汤，他如此讨好地看了加宁一眼，一双奇特的含而不露的眼睛冲他这么一笑，使加宁觉得浑身不舒服。同时在他右边阿尔费奥洛夫甜腻的男高音又接着唠叨了起来，对坐在他对面的波特亚金说过的什么话表示反对。

“你挑毛病是不对的，安东·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一个极为文明的国家，根本不能拿来和古老落后的俄罗斯相比。”

波特亚金的夹鼻眼镜温和地一闪，他转向了加宁。“祝贺我吧，今天法国人给我寄来了入境签证，我真想带上什么勋位的大绶带，去拜访杜梅格总统。”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柔和，高低度始终不变，音色圆厚。他的嘴唇下面有撮灰色的小山羊胡子，下巴向后缩的肥胖光洁的脸似乎整个均匀地蒙上了一层红棕色，安详而智慧的眼睛四周有和蔼可亲的扇形皱纹。从侧面看去他很像只巨大的灰毛豚鼠。

“我很高兴，”加宁说，“你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呢？”

但阿尔费奥洛夫不让老头回答，他习惯地抽动他那长着稀疏的金黄色汗毛和有着活动的大喉结的瘦脖子接嘴说道：“我建议你留在这里。这儿有什么不好？这里一切都是直截了当的，法国曲里拐弯，至于我们的俄国嘛——声东击西。我很喜欢这里——有工作，街道很适于散步。我能确定无疑地向你证明，如果一个人必须要住在一个地方的话……”

“可是，”波特亚金平静地打断他道，“那些如山的文件怎么说呢？那些棺材般的纸板箱，那无尽无休的档案、档案，更多的档案！架子被它们的重量压得嘎吱响，警官为了在案卷中查到我的名字差点没累断了气。你根本无法想象（说到‘想象’一词时波特亚金缓慢而悲哀地摇着头）仅仅为了获准允许离开这个国家一个人要受多大的罪。至于说我得填多少表嘛！今天我原本开始希望：啊，他们会在我的护照上打上出境签证了！根本没那么回事。他们打发我去照相，可相片要到今天晚上才能洗出来。”

“这很正常嘛，”阿尔费奥洛夫点点头道。“在一个治理有方的国家里，事情就该是这样。这里没有你们俄罗斯的低效率。比如说，你注意到了没有，在大门上写的是什么？‘绅士层专用。’这很说明问题。一般说来，我们国家和德国的区别可以这样说明：想象一道曲线，在曲线上……”

加宁停止听他讲话，对坐在他对面的克拉拉说：“昨天柳德米拉·鲍里索夫娜让我告诉你，下班一到家就给她打电话。我想是去看电影的事。”

克拉拉困惑地想道：“他怎么能这样毫不在乎地谈起她？毕竟他知道我知道他们的事。”

为了顾全面子，她问道：“啊，你昨天见到她了？”

加宁惊奇地抬起了眉毛，继续吃饭。

“我不太明白你的几何学，”波特亚金说，一面用餐刀把面包屑仔细地归拢起来拨到手心里。像绝大多数老年诗人一样，他酷爱清楚明白的人类逻辑。

“可是难道你不明白吗？这太清楚了，”阿尔费奥洛夫激动地大声说道，“只要想象一下……”

“我不明白，”波特亚金坚决地重复道，他把头往后稍稍一仰，把手里的面包屑倒进了嘴里。阿尔费奥洛夫摊开双手做了个表示毫无办法的手势，碰翻了加宁的杯子。

“啊，对不起！”

“是只空杯子，”加宁说。

“你不是个数学家，安东·谢尔盖耶维奇，”阿尔费奥洛夫唠叨个没完，“但我在那架高秋千上可荡了一辈子了。以前我常对妻子说，如果我是‘夏’，你一定是朵春天的五叶草花……”

戈尔诺茨维托夫和科林有礼貌地笑成一团，多恩太太一惊，害怕地看看他俩。

“总而言之，是一朵花、一个图案。”加宁冷冷地说。只有克拉拉微微一笑。加宁开始给自己倒杯水，所有的人都看着他这一动作。

“是的，你说对了，一朵最最脆弱的花，”阿尔费奥洛夫慢吞吞地说着，把明亮而茫然的目光转到邻座身上。“她经历了那恐怖的七年而幸存下来，这绝对是个奇迹。我敢肯定她到了这里以后一定会快活而青春焕发。你是个诗人，安东·谢尔盖耶维奇，你应该写写这方面的诗——写写女性、可爱的俄罗斯女性，如何比任何革命运动都要坚强，能够挺住一切而活下来——逆境、恐怖——”

科林低声对加宁说：“他又来了——昨天就是这一套——他张口闭口谈的都是他的妻子。”

“庸俗的小人，”加宁望着阿尔费奥洛夫抽动着的胡子，心里想道。“我敢打赌他的妻子一定很活跃。对他这样的人忠诚绝对是个罪过。”

“今天吃的是羊肉，”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突然生硬地宣布道，她生气地看着房客们吃这道荤菜时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不知因为什么阿尔费奥洛夫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说道：“你不以这个为主题是犯了个大错误。”（波特亚金微微地但坚决地摇摇头。）“等你见到了我的妻子也许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顺便说一句，她非常喜爱诗歌。你们俩应该看法一致。我还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

科林斜眼看着阿尔费奥洛夫，偷偷对他打着拍子。戈尔诺茨维托夫看着朋友的手指，不出声地笑得直抖。

“但主要的事情是，”阿尔费奥洛夫仍嘟哝着往下说道，“俄国不行了，完蛋了，她被抹去了，就像有人用一块湿海绵把一张滑稽的面孔从黑板上擦掉了一样。”

“但是……”加宁微笑道。

“我说的话让你觉得不舒服了吗，列夫·格列博维奇？”

“是的，让我不舒服了，但我不会阻止你这样说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你相信……”

“先生们，先生们，”波特亚金那平静、口齿稍有不清的声音插了进来说，“请莫谈政治。我们为什么非谈政治不可呢？”

“不管怎么说，是阿尔费奥洛夫先生错了。”克拉拉出其不意地插嘴说，同时使劲拍了拍她做好了的头发。

“你妻子星期六到吗？”科林在桌子另一端装傻地问道，戈尔诺茨维托夫用餐巾掩着嘴吃吃笑着。

“是的，星期六到，”阿尔费奥洛夫答道，一面把盛着他没吃完的羊肉的盘子推开。他的眼睛失去了好斗的光芒，立刻显出沉思的模样。

“你知道吗，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他说道，“昨天列夫·格列博维奇和我一起被困在电梯里了。”

“炖梨，”多恩太太答道。

舞蹈演员大笑了起来。埃莉卡推搡着用餐人的胳膊肘，开始把盘子收走。加宁仔细地卷好餐巾，把它塞进餐巾环里，然后站起了身子。他从来不吃甜食。

“真无聊，”他走回房间时心里在想，“现在我干什么呢？我想，去散步吧。”

这天和以前的日子一样，在一种枯燥乏味、无所事事的状态中慢慢地拖了过去，甚至连能使无所事事变得迷人的朦朦胧胧的期待也没有。现在，没有工作使他感到烦闷，但这儿确实没有工作可做。他把用一英镑在君士坦丁堡（流亡的第一阶段）一个英国中尉那儿买来的旧雨衣领子翻了起来，接着又把拳头使劲伸进口袋里，慢慢沿四月苍白的街道走着，街上雨伞黑色的圆顶来回移动、上下起伏。他在一家轮船公司的橱窗前长久地盯着“毛里塔尼亚”号精美的模型，以及一幅巨大的地图上联结两大洲海港的彩线。橱窗的背后是一张热带树丛的照片——米黄色天空衬托下的巧克力色的棕榈树丛。

他喝了大约一个小时咖啡，坐在一面巨大的玻璃窗旁看着过往人群。回到卧室后他企图读书，但他发现那本书的内容非常陌生，不适合他，结果一个从句仅读了一半就放下了。他处于他称之为“意志分散”的情绪之中。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拿不定主意该干什么：变化一下他身体的位置，站起来洗洗手，还是去开窗，窗外那阴冷的一天已进入了黄昏。这是种可怕而痛苦的状态，很像我们刚一醒来睁不开眼睛、好像眼睛永远粘在一起了时所具有的那种隐约不安的感觉。加宁觉得那逐渐渗入室内的阴沉的暮色也正在慢慢地穿透到他体内，把他的血液变成了雾气；他觉得他没有力量使黄昏不在他身上产生这种魔力。

他没有力量是因为他没有确切的欲望，这使他十分痛苦，因为他正徒劳地在寻求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产生欲望。他甚至无法使自己伸出手去打开电灯。从想法到行动这一简单的转换似乎是无法想象的奇迹。没有任何东西能缓解他消沉的情绪，他的思想漫无目的地滑来滑去，心跳微弱，内衣裤令人不快地贴在身上。他一会儿觉得应该立刻给柳德米拉写信，坚决说明到了该结束他们这死气沉沉的关系的时候了；可过了一会儿他又记起来那天晚上他要和她一起去看电影，不知怎的，让自己给她打电话取消这次约会比写信要困难得多，结果两件事他一件也没去做。

有多少次他对自己发誓说第二天就和她把关系断了，并且毫不困难地编造出了恰当的说法，但就是完全无法想象出他紧握一下她的手离开房间的那一刻。正是那个动作——转身走出去——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能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取得成绩、超过别人；但就是不会抛弃或逃跑——其实这是一回事。阻碍他这样做的是廉耻心和同情心。一个在别的情况下能从事任何创造性的事业、作出任何艰苦努力并会急切地甘愿着手一项工作、高兴地专心致志地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一切胜利的人，会被廉耻心和同情心削弱了他的意志。

他不知道什么样的外来刺激因素才会给他力量来中断他和柳德米拉间这三个月之久的私情，正如他不知道需要什么才能促使他从椅子里站起身来一样。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他真正爱上了她——在那种心境之下，柳德米拉似乎被包围在一层迷人的雾霭之中，他处于探索追求、意气风发、几乎超越尘世感情的状况之中，就像当一个人在做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如从桌旁走到吧台去付款，这时响起了音乐，使人简单的动作带上了内在舞蹈式的特性，将它变成了具有意义的、永恒的姿式。

那音乐声在一天晚上，当他在一辆幽暗的出租车的颠簸的地板上占有她那一刻起就戛然而止了，立刻一切就变得极端平庸——女人把滑到脖子后面的帽子戴好，灯光在车窗外闪过，司机的背在玻璃隔板那面像座黑色的山峰高耸在那里。

现在，他不得不为了那一夜付出代价：费力地欺骗以把那一夜永远继续下去，虚弱地、毫无骨气地屈从于它那逐渐蔓延的阴影，现在它已充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使家具变得一片朦胧。他模模糊糊地打起盹来，手掌托着额头，两腿直挺挺地伸在桌子下面。

后来到了电影院里，里面又热又挤。好长一段时间，大钢琴、衣服、香水的彩色广告纷纷无声地拥上银幕，终于乐队奏起了曲子，电影开始了。

柳德米拉特别高兴。她也请了克拉拉来看电影，因为她很清楚地感觉到克拉拉对加宁有好感，柳德米拉既想炫耀自己的私情又想表现出自己能加以掩饰的本事，希望以此给克拉拉同时也给自己带来愉快。克拉拉自己同意来，是因为她知道加宁打算星期六离开；同时她也很惊奇，好像柳德米拉不知道这件事——否则就是她故意不提，到时候好和他一起走。

加宁坐在她俩之间，感到非常恼火，因为柳德米拉和大多数她这种类型的女人一样，看电影时从头到尾都聊别的事情，身子探过加宁的膝盖和朋友聊天，每次都灌他一鼻子她那熟悉的、令人扫兴的、讨厌的香水味。电影拍得很好、很紧张，这使得加宁更不高兴。

“听着，柳德米拉·鲍里索夫娜，”加宁实在忍不住了，说道，“别咬耳朵了，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德国人开始生气了。”

她在黑暗中很快地瞥了他一眼，身子往后一靠，看看明亮的银幕。

“我什么也看不懂，电影糟透了。”

“你所有的时间都在咬耳朵，”加宁说，“难怪看不懂。”

银幕上晃动着发亮的、蓝灰色的人影。一个唱主角的歌剧女演员从前犯了过失杀人罪，当她在歌剧中扮演凶手时突然记起了这件事，她转动着大得可笑的眼睛，仰面倒在了舞台上。这时观众席逐渐浮现了出来，人们鼓着掌，包厢和正厅前排座位上的人也狂热地鼓着掌站了起来。加宁突然意识到他正在看着某个模糊然而熟悉得可怕的景象。他惊恐地回忆起那制作粗糙的排排木凳、椅子，包厢的栏杆漆成一种凶险的紫色，高处懒洋洋的工人像披着蓝衣的天使安闲地、若无其事地在一块块木板上走动，或者把弧光灯炫目的光束对准大群俄国人，他们一起被赶到这个巨大的布景台上，在完全不知道电影内容的情况下进行表演。他记得那些穿着做工考究但已十分破旧的衣服的青年人、脸上抹着紫红和黄色的化妆品的女人，以及那些被发配到远远的后面去填满背景的天真的流亡者、老头和相貌平常的姑娘。银幕上那个寒冷的大谷仓现在变成了一座舒适的大礼堂，麻袋片变成了丝绒，一群穷光蛋变成了剧场的观众。加宁拼命看着，带着深深的、令人打颤的羞耻感在那些按要求鼓着掌的人群中认出了自己，记起了他们如何必须看着前面一个想象中的舞台，那儿没有什么在歌剧中唱主角的女演员，而是一个红头发、没穿外套的胖男人，他站在泛光灯之间的平台上，拿着个喇叭筒发疯般地叫喊着。

加宁的幽魂也站在那边鼓着掌，旁边是那个留着黑胡子、胸前挂着绶带的、十分引人注目的男人。由于他的胡子和浆得笔挺的衬衫，结果总是给放在前排；中间休息时他吃三明治，镜头拍完后，他就在晚礼服外面穿上一件肮脏的旧大衣，回到离柏林市中心很远的家里去，他在那地方的一家印刷厂里做排字工人。

此刻，加宁不仅感到羞耻，同时也感到了人生之易逝。在银幕上他憔悴的身影、向上抬着的轮廓分明的脸和鼓着掌的双手与灰色的千变万化的别的身影融合在了一起；一会儿工夫，礼堂像只轮船摇晃着消失了，银幕上出现的是一个闻名世界的上了年纪的女演员，她以高超的演技扮演着一个死去的年轻妇女。“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加宁厌恶地想，这场电影他再也看不下去了。

柳德米拉又在和克拉拉咬耳朵了——说的是有关一个裁缝和做衣服的料子之类的事。电影演完了，加宁觉得压抑得要命。不久当他们推推挤挤地朝出口处走去时，柳德米拉贴近他低声说：“明天我两点钟给你打电话，亲爱的。”

加宁和克拉拉把她送回家，然后一起回他们的膳宿公寓。加宁沉默不语，克拉拉拼命想找到一个话题。“你星期六要离开我们了吗？”她问。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加宁阴郁地说。

他一面走，一面心里在想他的影子将如何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中彷徨，在一个又一个银幕上闪过，而他将永远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看到它，或者它将在世界上徘徊多久。当他上床后听着火车驶过这所住着七个俄国游魂的凄凉的房子时，他感到整个人生就像演一段电影，里面没有头脑的群众演员对于他们参与拍摄的电影的内容一无所知。

加宁无法入眠。两腿神经质地抖动，枕头折磨着他的头。而半夜时分他的邻居阿尔费奥洛夫开始哼起一支曲子来。透过薄薄的墙壁他听得见他拖着步子走过房间，先向他这边走来，然后又走开去，而加宁则满肚子火气地躺在那儿。每当火车隆隆驶过时，阿尔费奥洛夫的声音和火车声交融在了一起，然后又浮现出来——达的，达的，达的达。

加宁再也无法忍受了，他穿上长裤到走廊上，用拳头捶着一号房间的门。阿尔费奥洛夫这时恰巧转悠到门边，他猛地打开了门，加宁猝不及防，惊得一跳。

“请进，列夫·格列博维奇。”

他穿着衬衫和内裤，金黄色的胡子有点乱——想来是嘴里不断喷气哼歌的结果——浅蓝色的眼睛里洋溢着幸福。

“你在唱歌，”加宁皱着眉头说，“吵得我睡不着觉。”

“你进来呀，老天爷，别在门口待着，”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大惊小怪地说，一面好意而笨拙地用一只胳膊搂着加宁的腰。“真抱歉让你生气了。”

加宁很不情愿地走进了房间。屋子里没有多少东西，然而却十分凌乱。两把厨房用椅中的一把并没有放在书桌（就是那个上面镶有蛤蟆形铸铁墨水池的栎木制的庞然大物）边上，而似乎是在往洗脸盆方向去，但是停在了半路，显然是绊在了绿地毯翘起的边上。另外那把椅子是放在床边上当床头桌用的，现在埋在了好像是从亚拉腊山之巅重重落下而摔得不成形了的一件黑色上衣的下面。薄薄的纸张铺满了乱七八糟的木桌面，床上也到处是纸。加宁随意一瞥，注意到在这些纸上都是用铅笔画的轮子、方块，完全没有技术上的精确性，只是为消磨时间才涂抹的。穿着羊毛内裤的阿尔费奥洛夫本人——任何人，不管他有着阿多尼斯（Adonis，希腊神话中爱神阿芙洛狄特所恋的美少年。）之躯还是花花公子布鲁梅尔（Beau Brummel，即乔治·拜伦·布鲁梅尔（George Bryan Brummel，1778—1840），英国纨绔子弟，英王乔治四世之友，上流社会时髦人物。）之风度，穿着羊毛内裤都会显得非常难看——又开始在他房间的破烂中走来走去，偶尔用指甲弹弹台灯的绿玻璃罩或者椅子背。

“我真高兴你终于到我这里来了，”他说道。“我也睡不着觉。想想看吧——我妻子星期六就要到了。明天就是星期二了。可怜的姑娘，我能够想象她在我们那个应受诅咒的俄国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

加宁一直在闷闷不乐地企图破解一个画在纸上的国际象棋残局，这纸片和其他几张纸一起摊在床上，这时他突然抬起眼睛问道：“你说什么来着？”

“她快来了，”阿尔费奥洛夫夸张地一弹指甲，答道。

“不，不是那个，你把俄国叫做什么来着？”

“应受诅咒的。这是实情，不是吗？”

“我说不上来，只觉得这个形容词很奇怪。”

“我说，列夫·格列博维奇，”阿尔费奥洛夫突然在屋子中间停下来，“到了你该停止扮演一个共产党人的角色的时候了。你也许觉得这很好玩，但是，相信我，你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是时候了，我们都应该坦率地承认它完了，我们‘圣洁’的俄国农民结果只不过是些灰色的渣滓——顺便提一下，这本是预料之中的——我们的国家永远完蛋了。”

加宁大笑起来。“很对，很对，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阿尔费奥洛夫用手掌从上到下抹了抹他那发亮的脸，突然咧开大嘴，温柔地笑了。“伙计，你为什么不结婚，嗯？”

“没机会呀，”加宁说。“结婚有意思吗？”

“非常好。我的妻子可爱极了，浅黑色皮肤，你知道，眼睛特别有神。她还很年轻。我们是一九一九年在波尔塔瓦结婚的，一九二〇年我被迫移居国外。书桌抽屉里有相片——我拿给你看看。”他弯起手指抠着抽屉底下，把那个大抽屉拉了开来。

“那时候你在干什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加宁不无好奇地问道。

阿尔费奥洛夫摇摇头。“我不记得了。谁能记得上辈子是干什么的——也许是只牡蛎，也许是只鸟，比如说，也许是个数学老师？反正我们过去在俄国的生活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超自然的，你不管怎么叫它吧——不，这个词不怎么合适——对了，我知道了：是灵魂转生。”

加宁不怎么感兴趣地看着打开的抽屉里的相片，上面是一个头发蓬乱、快活地露着牙齿的年轻女人的脸。阿尔费奥洛夫在他肩膀后面探头看着。“不对，这上面不是我的妻子，是我妹妹，她得斑疹伤寒死在基辅了。她是个快乐的好姑娘，特别会玩捉人游戏。”

他拿出了另一张相片。

“这是玛丽，我的妻子。照得不好，但还是很像她。这儿还有一张，是在我们的花园里照的，穿着白连衣裙坐着的是玛丽。我已经四年没有见到她了，不过我想她不会有多大的变化。我真不知道怎么能活到星期六。等一等！你上哪儿去，列夫·格列博维奇？再待一会儿吧！”

加宁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正向房门走去。

“怎么啦，列夫·格列博维奇？我说什么让你生气的话了吗？”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剩下阿尔费奥洛夫独自站在房子中间。

“真是的！太无礼了，”他咕哝道，“什么事惹着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