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早上很晚醒来时，他觉得小腿肚子有点酸痛。他把一只胳膊支在枕头上，叹了一两口气。当他记起晚上发生的事时，所感受到的快乐使他既困惑又吃惊。

早上外面一片温柔朦胧的白色。窗玻璃庄重地隆隆震动着。

他坚决地跳下床，开始刮胡子。今天刮胡子让他觉得特别愉快。刮胡子的人每天早上会变得年轻一天。加宁觉得今天他不多不少整整年轻了九岁。他紧绷的皮肤上的胡子楂在雪花般的肥皂泡沫下变软了，不断发出咔咔声断落在他安全剃刀小小的钢刃上。他一面刮胡子一面耸动着眉毛，当他站在澡盆里用一只大水罐中的冷水往身上浇的时候，他快活地笑了。他把湿漉漉的黑头发梳刷整齐，很快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除了那两个一般要睡到午饭时刻才起床的芭蕾舞演员之外，膳宿公寓里别的房客早上都不待在家里。阿尔费奥洛夫看一个打算一起做买卖的朋友去了，波特亚金去警察局搞出境签证，而克拉拉正在街角等有轨电车，胸前捧着一纸袋橘子，她上班已经晚了。

加宁十分平静地爬上了一座熟悉的房子的二楼，拉了拉门铃。一个女仆开了门但没有摘下门链，她向外窥探着，说鲁本斯基小姐还在睡觉。

“我不管，我一定要见她。”加宁说着把手从开着的门缝里伸进去，自己摘下了门链。

女仆是个脸色苍白且身材粗壮的女人，她气愤地咕哝着，但加宁坚决地把她搡开，大步走到半昏暗的走廊上，在一个门上敲了敲。

“谁呀？”传来了柳德米拉早上醒来时微带沙哑的声音。

“是我，开门。”

她光着脚啪哒啪哒地走过房间，转动了钥匙，没看加宁就跑回床边跳进了被子里。从她耳朵尖上可以看出她在笑，等着加宁走近她。

但是他停在了屋子中间，站了一阵，抖响着雨衣口袋里的辅币。

柳德米拉突然转身面朝上躺着，笑着伸开了光着的瘦胳膊。她早晨感到不适，脸苍白浮肿，黄头发根根直立。

“嗯，过来呀，”她恳求着，闭上了眼睛。加宁停止抖响口袋里的辅币。

“我说，柳德米拉，”他低声说道，她猛地坐起来，大睁着眼睛。

“出了什么事吗？”

加宁使劲盯着她，答道：“是的。我好像爱上了别人。我是来告别的。”

她眨着充满睡意的睫毛，咬住了嘴唇。

“就是这些，真的，”加宁说，“我很遗憾，但是没有办法。咱们现在就道别吧，我想这样要好一点。”

柳德米拉蒙住了脸，脸向下倒在了枕头上。她那天蓝色的被子开始向一旁滑落到毛茸茸的白地毯上，加宁拾起被子把它拉拉好，然后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次。

“女仆不愿意放我进来，”他说。

柳德米拉像死了一般躺着，把头埋在枕头里。

“她从来都没有真心地欢迎过我，”加宁说。

“该是关上暖气的时候了，已经是春天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他从门口走到白色的穿衣镜前，戴上了帽子。

柳德米拉依然一动不动。他在那儿又站了片刻，默默地看着她，然后发出低低的好像清嗓子一样的声音，接着便离开了房间。

他尽量放轻脚步迅速沿长长的过道走去，他开错了门，发现自己到了洗澡间里，里面伸出一只汗毛很重的胳膊并传出一声狮子般的怒吼。他陡地回转身子，和正在门厅里擦一个铜制半身雕像的矮胖女仆再度相遇，他开始最后一次走下那矮矮的石阶。平台上的大窗子敞开着，能看见后院，院子里一个巡演男中音歌手正用德语高唱着一首关于俄国伏尔加河的歌。

听着那像春天般充满活力的声音，看着那开着的窗玻璃上的彩色图案——一束立体的玫瑰和一个开屏的孔雀尾——加宁觉得自己自由了。

他慢慢地沿街走去，一面走一面吸烟。天亮堂堂的，有点冷；参差的白云从他面前建筑物的蓝色空间中升起。每当看见迅速飘动的白云他总会想起俄国，但是此刻他并不需要白云来提醒他，因为从昨晚以来他想到的只有俄国。

昨夜发生的快乐的隐秘事件，使他整个生命的万花筒转动起来，往事重上心头，使他不能自已。

他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坐下，一直跟随身后的他那温柔的伙伴，他灰色的青春的影子，立刻在他脚旁伸展开来，开始说话了。

现在柳德米拉已经离去，他可以自自由由地听了。

九年前，一九一五年的夏天，一所乡间别墅，斑疹伤寒。斑疹伤寒后养病愉快得令人惊奇。你好像躺在起伏的空气之上；确实，你的脾脏偶尔还痛，每天早晨一位特意从彼得堡请来的医院护士会给你擦去舌苔——刚一睡醒，舌头还发黏——用蘸葡萄酒的棉花擦。护士个子很矮，有着柔软的胸部和小而能干的手。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潮湿的、清凉的、老处女式的气味。她爱用带民间风味的讽刺妙语和在一九〇四年战争中学来的那点点日语。她有一个像捏紧的拳头那么大的农村女人的脸，鼻子极小，脸上有麻子。她的头巾下从来没有露出过一根头发。

你就像躺在空气之上。床的左边一道带波浪形曲线的黄褐色藤制屏风把床和门道隔了开来，在离他很近的右边的角落里放着圣像盒：玻璃后面是黑脸的偶像、蜡烛和一个耶稣钉在上面的珊瑚十字架。阳光从两扇窗子中较远的那扇直射进来。床脚带有铜雕的球饰，对准了窗户，球饰反射阳光变成了光泡，床头则好像在把自己从墙边推开出去；光泡似乎随时要穿过房间，飘出户外，融进深邃的七月天空，那斜挂着朵朵蓬松清亮的云彩的天空。另一扇窗子开在右侧的那面墙上，窗外是一片倾斜的浅绿色房顶：卧室在二层，所以窗外见到别墅单层侧翼的这个屋顶，屋子包括仆人住的下房和厨房。每天晚上，窗子从里面关上，漆成白色的折叠式百叶窗也关着。

屏风后的门通向楼梯，同一面墙的远处有一只发亮的白色火炉和一个老式洗漱台，带有一个贮水器和一个鸟嘴形的水龙头，你用脚踩一下铜踏板，一股细细的水流就会从水龙头里喷出来。正面那扇窗子的左边放着一个抽屉发涩的红木五斗橱，右边是一张小小的睡榻。

墙纸是白底带蓝色玫瑰花的，有时候当你神志不清时，会从这些玫瑰花上看出人的侧影来，或者眼睛上上下下在墙上漫游，尽量不要去碰到一朵花或一片叶子，要在花纹中找出空当挤过去、跑回来、陷进死胡同里，然后重新在那发亮的迷宫中开始你的行程。床的右边在圣像盒和侧窗之间挂着两幅画——一幅是一只玳瑁色的猫舐着碟子里的牛奶，另一幅上是在画出来的鸟巢上镶上了一只用真的欧椋鸟羽毛做的欧椋鸟。旁边窗框上安了一盏专会吐出一条黑色烟舌的油灯。屋子里还挂着别的画：五斗橱上方有幅袒胸的那不勒斯少年的平版画，洗漱台上方有幅在水中游动着、鼻孔大张着的马头的铅笔画。

从早到晚，床总是不断滑入炎热有风的天空，当你坐起来时，你能看见被从上方射下来的阳光染成金色的欧椴树尖、停落着雨燕的电话线，以及在红沙土车道和前廊联接处的木制天篷的一部分。从外面飘进来奇妙的声音——鸣啭的鸟叫、远处的狗吠、水泵的嘎吱声。

你躺在那儿，浮动着，想着你怎样很快便可以下床：苍蝇在一缕阳光中嬉戏；一团彩色的丝线球从你床旁母亲的大腿上跳到地下，像是有生命的物体慢慢地滚过琥珀色的镶木地板。

就是在加宁十六岁时养病的这个房间里孕育了那幸福，那个他一个月后在现实生活中相遇的姑娘的形象。一切都在那个形象的创造中起一份作用——墙上色调温柔的画、窗外小鸟的鸣啭、圣像盒中耶稣棕褐色的脸，甚至洗漱台上的小喷水池。这个嫩芽般的形象聚集、吸收着那个房间里一切明媚阳光所生的魅力，没有这它当然是不可能成长的。毕竟这只不过是个少年的预感，一层美妙缥缈的薄雾，但是现在加宁觉得，从来还没有这样的一种预感如此完完全全地得到过实现。星期二整整一天，他从一个广场溜达到又一个广场，从一家咖啡馆转悠到又一家咖啡馆，他的记忆不停地向前飞跃，如四月的云彩穿过柏林柔和的天空。坐在咖啡馆里的人以为这个目不转睛地死盯着前方的人一定有着某种深沉的悲哀；他在街上毫不在乎地撞在别人身上，有一次一辆疾驶的车子猛地刹闸，差点撞着他，开车人气得直骂。

他是一个神，正在重新建造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世界。渐渐地他使那个世界复活了，他要使那个姑娘快活，不到那个世界完全形成他不敢把姑娘放进去。但是她的形象、她的存在、记忆中她的影子都要求他必须使她复活，哪怕是到最后——而他故意把她的形象推开，因为他想要像九年前一样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去接近她。他害怕出错，害怕在记忆那明亮的迷宫中迷路，便十分小心地、多情地重建他的过去，时而回过头去拾起某个遗落的细节，但是从不过快地往前跑。在那个春天的星期二，当他在柏林街头徘徊时，他又重头康复了一次，感受到第一次下床时的滋味，觉得两腿发软。他在每一面镜子里照着自己，他的衣服显得非同寻常的干净，出奇地宽大，微微有些陌生。他慢慢地沿着从花园平台通向园林深处的宽阔的林阴道走着，这儿或那儿在叶影下显得发紫的泥土会突然向上拱起成一个个鼹鼠丘，看起来像一堆堆黑色的蠕虫。他穿着白色的裤子和淡紫色的袜子，梦想着会遇见什么人，但还不知道这人是谁。

他走到了林阴路的尽头，那儿一张白色长凳在深绿的枞叶间闪闪发亮。他转回身子，在前方从欧椴树的空隙间，可以看到花园平台的橘红色沙土和阳台上闪烁夺目的玻璃窗。

护士回彼得堡去了；她长时间地把身子探出车窗外挥动着她粗短的小胳膊，风吹拂着她的包头巾。宅子里很凉爽，地板上有着片片日光。两星期以后他已经在自行车上骑得筋疲力尽，晚上还和养牛人的儿子玩俄罗斯九柱戏。又过了一个星期，他一直等待着的事件发生了。“可现在这一切都在什么地方呢？”加宁沉思着。“那幸福、那阳光在哪儿？那些撞击、弹起得那么好的、粗粗的九柱戏的木柱在哪儿？我那辆前把手很低、有着大的转动齿轮的自行车在哪儿？似乎有一条定律，说什么也不会消失，物质是不灭的；那么我九柱戏木柱上击落的木片、我自行车轮上的辐条到今天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遗憾的是我永远不可能找到它们了——永远不可能。我曾在书上读到过‘永恒的回归’这种说法。但要是这个考验耐心的复杂游戏永远不再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让我想一想——我有点地方不明白——对了，是这样的：我死后肯定不会一切都消失的吧？眼下我孤身一人在异国的城市里。喝醉了。脑袋被加了法国白兰地的啤酒弄得嗡嗡响，我已经游荡够了。如果我的心脏现在就破裂，那么我的整个世界都随之破裂了？我不明白。”

他发现自己又一次来到了同样的广场上那个小小的公园里，不过现在空气变得更加冷飕飕的了，苍白的天空在暮色中渐渐暗淡下来。

“剩下四天了：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而我随时都可能死去。”

“振作起来！”他突然皱起阴沉的眉头咕哝道。“够了，该回家了。”

在走上膳宿公寓的楼梯平台时他遇见了阿尔费奥洛夫，他身子拱缩在肥大的外套里，专注地噘着嘴往电梯的锁孔里塞钥匙。

“我出去买份报纸，列夫·格列博维奇，愿意一起去吗？”

“谢谢，我不去，”加宁说着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但是当他捏着门把手时他停了下来。突然他无法抗拒这一诱惑。他听见阿尔费奥洛夫走进电梯，听见电梯吃力地单调地隆隆开下去的声音及到达底层时的哐啷声。

“他走了，”他咬着嘴唇想道。“见鬼，我冒一下险吧。”

五分钟以后，克拉拉敲响了阿尔费奥洛夫的门，想问他有没有邮票。这是命运的安排。阿尔费奥洛夫房门上半部的毛玻璃透出了黄色的灯光，表明他一定是在房间里。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克拉拉叫了一声，在敲门的同时把门推开了一道缝，“你有……”

她惊奇地突然停了下来。加宁站在书桌旁，正匆忙地关上抽屉。他四下里看了一眼，牙齿一闪，用臀部把抽屉使劲往里一推，站直了身子。

“老天爷，”克拉拉咕哝着退出了房间。

加宁很快跟着她走了出去，随手关上灯，又“砰”地关上了门。克拉拉靠在昏暗的过道的墙上，惊恐地看着他，两只胖胖的手紧按着太阳穴。

“老天爷，”她用同样低低的声音重复道，“你怎么可以……”

电梯费力地喘息着，发出隆隆声缓慢地再次上升。

“他回来了，”加宁神秘地低声道。

“啊，我不会给你说出去的，”克拉拉悲痛地说道，晶莹的泪眼盯在他身上。“可是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他并不比你宽裕呀！不，真像一场噩梦。”

“咱们上你的房间去吧，”加宁微笑着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向你解释。”

她离开墙，低着头带他走进了四月五日房间。房间里很温暖，有一股优质香水的气味；墙上挂着一幅勃克林（Arnold Böcklin（1827—1901），德国画家，善作情调忧郁的风景画和不吉祥的寓意画。）《死岛》的复制品，桌上有一帧装在相框里的相片——是经过了大大加工的柳德米拉的脸。

“我们吵翻了，”加宁朝相片点点头说道。“她如果来看你别让我过来，我们俩的关系结束了。”克拉拉坐了下来，把脚跷在长沙发上，往身上裹了块黑披巾。

“这一切很冒失，克拉拉，”他接着说，一面在她身旁坐下，身子倚在自己一条伸开的胳膊上，“你当然不会真以为我在偷钱，对不对？我当然也不会愿意阿尔费奥洛夫发现我在翻他的抽屉。”

“可是你究竟在干什么呢？还会是干别的吗？”克拉拉低声道，“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列夫·格列博维奇。”

“你真是个古怪的姑娘，”加宁说。他注意到她那双和蔼的有点突出的大眼睛稍稍过分明亮了一点，她的肩膀在黑色的披巾下起伏得过于激烈了一点。

“好啦，好啦，”他微笑道，“那好吧，姑且假设我是个小偷，一个闯入别人房间盗窃的人。可是这为什么会让你这么难过呢？”

“请你走吧，”克拉拉轻声说，把头转开了。他大笑起来，耸了耸肩。

他关上门出去了以后，克拉拉哇地哭了起来，哭了好久。巨大晶莹的泪珠有节奏地从睫毛间涌出，一长串一长串地流过哭红了的双颊。

“可怜的人，”她喃喃地说，“生活把他搞到了什么地步！我能对他说什么呢？”

靠芭蕾舞演员房间的那面墙上传来了轻轻的叩击声，克拉拉使劲擤了擤鼻子倾听着。叩击声又响了起来，像丝绒般柔和，具有女子气：显然是科林在敲墙。然后传来一阵笑声，有人在大声说：“亚历克，啊，亚历克，住手。”然后两个声音开始了低声的、亲密的交谈。

克拉拉想到明天她得和平时一样去上班，敲打键盘直到下午六点，看着一行行打出来的深紫色的字随着枯燥、断续的格格声落到纸上；或者如果没有事情可做，她就会把借来的、破得让人难为情的书支在她那台黑色雷明顿牌打字机上阅读。她给自己泡了点茶，无精打采地吃了晚饭，然后慢吞吞地脱衣上床。她躺在床上，听见波特亚金房间里传来了声音，听见有人进屋出屋，然后加宁用响得出乎意料的声音说着什么，波特亚金用抑郁的低声回答他。她想起了今天老头又去办护照了，他心脏很不好，生命正在一点点逝去。她星期五就满二十六岁了。隔壁的声音一直不停——克拉拉觉得自己似乎住在一所摇摆沉浮的移动着的玻璃房子里。尽管火车的声音在走廊对面的房子里更响，但在她的房间里也能听得见，她的床似乎也在升降摇摆。有一刻她眼前出现了加宁俯向书桌、露出光亮的牙齿、回头四下张望时的背影。后来她就睡着了，做了个无聊的梦：她好像坐在一辆有轨电车里，旁边坐着一个特别像她在罗兹的姑姑的老太婆，用德语很快地说着话；后来慢慢发现她根本不是她的姑姑，而是克拉拉在上班的路上从她那儿买橘子的快活的女商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