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18日下午，在东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毛庆华的带领下，笔者采访了常平镇桥梓村。常平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张冲和宣传办的卢锦平为笔者介绍了常平镇以及桥梓村的一些情况。常平镇总人口6万人，流动人20万人。桥梓村则位于常平镇西部，面积1.95平方公里，目前桥梓村称之为桥梓管理区，现有常住人口1.1万多人。

笔者之所以在东莞市选中桥梓村，是因为笔者对一历史人物情有独钟。

他叫周敦颐，是今13桥梓村人的始祖。

周敦颐所著《爱莲说》是笔者经常吟诵韵名篇，特别是其中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句，常常默念，可以修身养性，使人神清气爽，超然物外。

周敦颐的贡献不只是在文学上，他还是一位具有独创意义的哲学家，一位声名远播的理学大师。在唐宋隆起的文化、哲学的山峦上，应该有周敦颐一处险峻的高峰。他的著作《太极图解》和《通书》，把宇宙本体看成是无极，把华夏民族的思想目光探向幽深而辽远的天体，对物质和精神层面进行询问和辨识。他说宇宙的本体的实质都是无极，亦或称之为太极，由太极生阴阳，阴阳变动生五行，由五行生男女，男女交融生万物。这种形而上学的学说，至少丰富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层面，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比照。周敦颐的这些学说也非空穴来风，他的学说显然受了周易、老庄以及汉后的五行学等等影响，自周敦颐之后，程颢、程颐沿着周敦颐的思路又继续前行，提出了理气学说，而朱熹又把周及二程的学说进一步发展和融合，成了集大成者。但是，如果溯根求源，程朱理学仍然离不开周敦颐的思维的影响。

周敦颐沉甸甸的思想果实供后人品味咀嚼，而他生前的个人风范，为人处事、情操陶冶、修养齐家方面也可圈可点。

周敦颐是周从远的曾孙。他于宋天禧元年（1017-1073）生于湖南道县楼田村。为官30年，先后任职江西、湖南、四川、福建、广东等地。他早年曾官拜大理寺丞，相当于现在的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这样的职务。周敦颐逝世之后，曾屡被朝廷加封，宋宁宗嘉定九年赐谥元公，宋理宗淳佑元年，又加封汝南伯，从祀孔子朝廷。即使宋之后，到元仁宗延占六年，他还被加封为道国公，可见他在当时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

周敦颐著《爱莲说》，并不是兴致忽来，偶感而发，而是在写自己，写自己的人生追求，写自己的平实淡泊透明无瑕的生命历程。他之所以深爱莲花，不嫌它深植淤泥，不讲究出身，是因为它在灰暗的背景中闪现了生命的华彩，在无望中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是一曲歌颂生命的浩歌。而周敦颐的真实所指只有通读《爱莲说》的全篇才能知晓。他说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然造成牡丹之累的原因在李唐，自李唐到赵宋，权贵们渐渐酿成时尚，以致影响世人。自唐以来，牡丹被誉为国花，权贵们不惜高价争相购买，自居易诗日：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传至宋代，仍然成为权贵们的时尚追求，而周敦颐就在这样的背景中独爱着淤泥中生长的莲花，这个淤泥已不是自然中的淤泥，也不是出身背景的淤泥，而是官场淤泥了。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周敦颐却能独步尘俗，高洁不凡，像莲花一样开放，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完美表达了他理想中封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

周敦颐为官正直，不媚权贵，不畏酷吏，明断狱案，以洗冤泽为己任，为了主持公道，他不惜身家性命，不怕丢官，不怕坐牢。据《宋史》四二七卷载：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辩，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日：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因此，周敦颐深受老百姓爱戴，但却受到权贵们的非难。黄庭坚评价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如光风霁月的周敦颐留下文章千古流传，他独善其身的自律精神也作为遗训传给了他的后代们。

封建社会的人与士都有一定的修身标准，特别是为政之人，从孔子时就主张修己以安百姓，政者，正也，子师以正，孰敢不正。孔子所说的尊五美，就很有精神文明的意味。所谓五美，就是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食，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孔子说，做有利于人民利益的事，就是惠而不费；选择能劳动的人去干活，就不会有人抱怨；让追求仁德的人能自我实现，就不会出现贪图；不管人多少势大小都能安详而不傲慢，就是泰而不骄；严肃端庄，人望而畏之，就是威而不猛。根据孔子的一系列主张，后人将其发展成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的修养理论，给后世以极大的影响。

孔子的说教渐渐为世人所接受，经过千百年来一些思想家的补充和修正，慢慢进入民族的血脉，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且像基因一般流传下来。

一个叫郭齐家的学者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了如下说：

尊道贵德：对道德的尊重和对道德价值的追求、对道德教育的重视，这是中华民族的第一美德。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突出人格尊严，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别之根本。

律己修身：中国人重视人格修养，形成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把修身看做根本。

仁爱者悌：这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仁的核心是爱人，即重视人，尊重人，同情人，关怀人。在家庭生活中，仁爱以孝悌为根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形成一种浓浓的家族亲情，对家庭关系从而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进而形成了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诚信好礼：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很多相关的美德，诸如待人以诚，对事业忠诚，对爱情忠诚等等，追求内心的光明真诚。

精忠报国：爱国历来被国人视为大节，崇尚气节，讲求情操，培育了中国人的正义感和是非观，形成了民族的浩然正气。

天下为公：中华民族由于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熏陶了一种群体主义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把家族精神和谐相处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进而扩大到整个国家。中国人历来把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作为价值理想。

以义制利：以道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精髓，它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往往具体化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道德追求。

自强不息：是一种自我超越，不断进取的品质，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意志力。

诸种美德融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的血脉里，就成了他们赖以开天辟地的立身之本。以桥梓村为例，这些周敦颐的后代们，从他们一个家族的遭遇中，就可以看出悠悠长存的传统精神有着多么隽永的光芒。

周敦颐死后的100年时间里，宋朝正陷入亡国之难。就在他的曾孙周直卿1114年呱呱坠地时，这一年，恰是北方一个少数民族第一次闯人中国历史的时刻。就在这一年的9月，女真族完颜部的阿骨打率部反辽，仅仅13年后，这股北方风暴就已吹垮了宋朝的都城汴梁，将宋钦宗、徽宗二帝及3000嫔妃悉数掠走，将宋所藏的天文、历算、阴阳、数术、兵法、历史、文学典籍、州府地图等，装满1500辆大车，一直拉到金国京师会宁府。此后，赵构称帝，是为南宋。之后百年，南宋小朝廷一直在风雨飘摇之中，而它的臣民就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就在金兵又一次侵入江西濂溪周家的故地时，周直卿携家从江西迁至广东南雄。当时周直卿官职为正千户，在任州任职。晚年定居番禺。

周直卿幼子周宣酋后来迁移到东莞常平大沥镇，成为常平周姓始祖。

周宣酋膝下只有一子，叫周宋维，据说他好学能文，存心仁孝，获举茂才，岁荐教授，是乡里颇有威望之人。只是这时期国难频频，北方蒙古民族兴起，灭金后又兴兵伐南宋。在周宋维晚年时，正值国破之难，他有9个儿子，因受祖训爱国传承，必定起事反元，因此曾有一子遇害，其余8子四散而逃，藏匿至东莞、博罗、中山等地。周宋维四子没有远逃，择仙溪朗（即今岗梓、桥梓合称屋厦？地方定居下来，成为屋厦始祖。其时正是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30年。

周宋维四子叫周库。周库又生四子，老三周德茂，老四周德祥以后到了东莞的坑尾和坑口村，老大周德光、老二周德瑞则在屋厦开花结果，繁衍成岗梓、桥梓两村。

桥梓二字为父子的意思。这是个浓郁的充满亲情的词儿。

如果从桥梓始祖周德瑞算起，至今已经730年过去。如今的桥梓人口已经繁衍至五六千人。由于本村人多地少，从清末、民初起，一些胆大的桥梓人便走出家门，向国内和国外发展。他们去时两手空空，只是怀里揣着祖宗传下来的族谱，心底里牢记着祖先的教诲，就这样顶着风雨走向比天边还远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桥梓村旅外人数约三四千人，他们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去了东南亚，还有的侨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等国家。桥梓村是个名副其实的侨乡。据说在外的桥梓人比在家的要多。

桥梓现有人口2100人，大部分以农为生，这个清一色的周姓人家，这个曾以诗书传家礼爱仁义为本的周敦颐的传人们，经过千年更迭，在南粤这个盛产莞草的地方扎下了根，平静地过起了农家生活。祖先教导他们要重理去欲，重义轻利，立公去私，主张人们严格要求自己，培养高尚情操，鼓励人人都当圣人，这些遗训，已经散落在村中草庐里、半亩方塘中、农人心间里了。他们与世无争地过着真正草民的生活。贫穷而质朴，喜文好崇高，这就是桥梓人。

笔者来到桥梓管理区，村有一座巨大的牌楼，牌楼两侧书写着这样一副对联：龙衍濂溪濂水钟灵十万里与图地观桥梓凤鸣岐秀岐山绍圣三千年文物人爱莲花桥梓人以莲花为旗，莲花成了他们心灵的图腾。有人爱莲，只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而桥梓人则是用生命来品味莲花，他们的生命似乎已经融人了莲花的某些特征和特性，莲花的精髓就散落在每个桥梓人的心头。

桥梓村因人多地少，一直是远近有名的穷村。苦难实实在在剥蚀着一个诗书传家的部落，将他们原本的儒雅和格调打落，成了真正的斯文扫地，从外观看桥梓人和南粤任何一地的山野村夫毫无二致。到了60年代，这里的人只得到外地当民工，靠出卖劳动力挣钱，到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全村只能靠烧砖、烧瓦为农业的经济来源。桥梓村人穷到家了。

但是桥梓到底还是周敦颐的后代，虽然他们衣衫褴褛，皮肤粗糙骨节粗大，但在他们粗卑的外表下，每个人内心仍着尚文尊道的潮汐，显露出他们的与众不同。

仅清以来，桥梓人中举及进士就有5人。清末民初时，旅外桥梓人多走经商、科举之路，在国外完成学业的大学以上学历者就数以百计。

特别是现在，桥梓人由穷变富了，富裕后的桥梓人仍然以莲花为旗，更加注重内在的修养，注重文化修身，注重生活的诗意。现在，这里办有图书馆、展览馆、影剧院、活动室，总投资1600万元。并且办有综合性的小报《桥梓通讯》，从1991年创办起，现已发行数百期，每期发行量都在2000份左右，在国内外产生良好影响。桥梓人还创办了莲花诗社和吟香诗社，他们曾在周氏宗祠的大堂里，将诗社成员的诗歌和书画作品进行展览。莲花诗社以写古诗词为主，社员大都是中老年，他们在茶余饭后于清风明月中追寻古意，以他们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去和先人的意趣对接，在怦然心动感念难与君说的妙得。几株修竹，一壶清茶，三两人影，几声长吟，你说句莲远乡清濂水学，他就吟哦对出花前月下逸居吟来，这一幅恍若诗人墨客对韵图，谁能想到竟是真正的山野村夫呢。周敦颐当年主张的人人为圣，想不到却率先在自己后代中闪现出动人的轮廓。而吟香诗社则是另一种婉约的表达，社员大都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就像当年黛玉葬花那般的年龄，不过她们的体格要比黛玉丰满得多，健美得多。虽然她们大部分是外地打工的女青年，偶尔也有寄人篱下的飘零感，但总的来说要比黛玉的际遇强得多，她们依靠自己的劳动，有着独立自由的人格，因此她们要比黛玉幸福。现在，她们就把这幸福和偶尔的愁绪很委婉地表达出来，像一声轻柔的叹息飘在开满鲜花的山冈上，让人产生微微颤栗的幸福联想。大概有不少本地的小伙子被这种幸福子弹击中，成了诗人的俘虏，于是他们终生都在倾听，倾听她们永远的表达。

桥梓人就是要把他们的幸福表达出来，于是他们就多次举办征诗征文征对联活动。比如他们举办《爱莲说》读后感征文活动，让现代人和先古的情韵浸润在一起，然后再萌生出崭新的芽芽。这是娇嫩壮硕的新芽，它会在将来开出瑰丽的奇葩，会结出沉甸甸的思想果实。据说《爱莲说》征文一次就收到稿件五六百篇，他们从中遴选出30篇获奖。征文结束后，管理区把100篇优秀文章汇编成《让莲花香飘梓里》出书，印数2000本，分赠给国内外周姓族系，又一次让莲花的清香遍及世界……

桥梓人以丰沛的激情保留下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随着改革开放，桥梓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精神需求。比如这里的舞龙狮、放烟火、赛花灯、清明祭祖、端午粽子、中秋月饼、九月重阳等等节日，每过一个节日，实际上都是游历一遍中国感情，这是中国人最为独特的语言，是民族心灵的祭奠，也是中国国情的隐形教育。我们不止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景：每逢中国的节日，不管是美国的华人社区还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下，都有挥舞龙狮的中国人在尽情狂欢。这是中国人的世界性语言，只要出现了龙狮，就等于听到了中国人的呼喊，听到了他们的歌唱。只要他们舞起了龙狮，就说明他们对万里之遥的祖国的思念，就说明他们对祖国的深情。而国人只要一看到他们手中的龙狮，就如看到平安信号，就知道他们已经扎下根来，并且有了一个灿烂的前程。他们挥舞的龙狮中传达了多少中国情结，凝结了多么坚定顽强的中国精神。然而，文革中却把舞龙狮之类的东西强行打为另类非要加以剔除，想来是多么愚不可及！而现在的桥梓人却再次把它们高扬起来，让它们平淡无奇的生活，让日子过得更精彩。

比如桥梓人每年举办的闹元宵活动，已经成了该村的名扬乡里的名优品牌。在元宵节上，他们放电影、放烟花、摆灯饰、猜谜语、表演节目，还有舞龙舞狮等等，竞能吸引数万人前来观赏。

常平镇党委书记周华驹说：毛主席有一句话叫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句话我们可以发展一下。先说古为今用，对待民族传统，对待民族文化，特别是那些充满中国气节，又有教育意义，或者是具有丰富人性的节日，要重新包装，这叫古为今用，使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现在我们国家挤进来不少洋节，比如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等，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情况。认真分析一下，洋节何以能挤进中国市场？我认为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洋节比较适合人类的精神需求，二是比较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消费心理。而我们的节日文化的元素较为单一单调，偏向政治性和团体性，在个性化和丰富性上有所缺欠。这些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所谓文化，所谓文明，都是以各种形式来体现的，节日也是很重要的一项，为什么洋节能传到我们国度，我们的节日就不能传到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呢？因此我们一定要重新认识传统节日的意义，并把它纳入精神文明的范畴去考量，下功夫去包装它，给它赋予崭新的意义，然后让他漂洋过海到外国宣传我们的精神文明，这叫中为洋用。

周华驹，皮肤白净，文质彬彬，再加上一副眼镜，给人的感觉书卷气很浓。听他讲话时，除了他善于用征询的口气外，基本上就是一个在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者。来常平镇之前，他原是东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笔者曾和他有三面之缘。

第一次，笔者受东莞市委一位领导之邀，在参观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时和其认识。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东莞处在前沿，港台方面常有人来此观光走访，内地亦常有朝东南走的时尚。于是我就加入了这个行列。记得正巧有香港文艺代表团来访，市领导便于陪同，就把我们弄到了一起，大概周华驹当时是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来参与接待工作，这样，我们就认识了。第一次交谈不多，印象不深，只是彼此交换了名片。第二次，笔者接受中央电视台之邀，参与撰写一部大型专题片来到东莞，接待的正巧又是市委宣传，这时周已是宣传部副部长了。这次彼此因了上次的交情，所谈较多，知道他身在侨乡，家中有许多人都在海外，他不久也要到国外发展。笔者印象很深的是他的从容和沉静。一个具有海外背景的政府官员，他为什么还能一丝不苟地从事工作呢？一边是微薄的收人，一边是丰厚的进项，两者之间的反差如此之大，他何以有这样的耐性呢？这样的念头闪过之后就烟消云散，等这次又来东莞，再度想起戴眼镜的老周时，就想，他此时一定是在国外的某一处，据说是在美国的关岛，说不定已经成为大老板了。哪成想，这次竞在离桥梓不远的常平镇意外地和他相遇，况且知道了他也是周敦颐的传人，也正是因为是周的传人，他才不忘祖训，放弃到国外发展的想法，回到故乡，决计为常平镇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周华驹说了许多，给我震撼的是如下一句话：自桥梓有史以来，700多年，周姓人家为官之人，没有一个贪官，皆效先祖周敦颐中通外直，出淤泥而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