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张之洞关起书房门，独自默默地坐了大半天。就像孩童时代回味好看的戏一样，养心殿召见的每一道程序、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脑子里慢慢地重新出现一遍，尤其是将太后的每一句垂询和自己的每一句对话，再细细地咀嚼着，仔细体会太后每句问话的意思和有可能蕴含的其他内涵，以及自己的应对是否得体，是否达意。他揣摸着慈禧太后对伊犁事件的心态：恼怒崇厚所签署的这个条约，使她和大清朝廷在洋人面前失了脸面。倘若有足够的力量的话，这个强硬的中年妇人决不会谈判，她会下令左宗棠带兵赶走伊犁城里的俄国人，将这座本是自己的城池强行收回来。只是现在国力衰弱，她有所顾虑。张之洞相信自己废约杀崇厚、积极备战迎敌的主张，与慈禧的心思是吻合的。在整个召对的半个时辰里，自己的各种表现也没有失仪之处。

张之洞想到这里，心情兴奋起来。他将已经草拟的几份奏稿再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着，力求考虑得更周到，更全面，更细致，更易于被采纳。司经局洗马不仅要为太后和朝廷在处理伊犁事件中提供一份完整的方略，同时，也要为国史馆保留一份完备的文书，以供后人阅览，日后遇到棘手的国事，张某人所上的这一系列奏章便是一个极好的借鉴。

他还想到，久困下僚、屈抑不伸的年月就要从此过去了。通籍快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从五品的小京官，张之洞为此不知多少次的苦恼过、困惑过、愤怒过。论出身，论才学，论政绩，论操守，哪样都比别人强，偏偏就升不上去。是缺少溜须拍马的钻营功夫呢，还是时运未到？想起父、祖两辈都官不过守令的家世，他有时会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难道是张家的祖坟没葬好，压根儿就发不出大官来？

看来，时至运转，这一切都要改变了！

然而，现实并没有这个富于幻想的从五品小京官所设想的那么美妙。

首先，是恭亲王奕沂和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多次向慈禧郑重指出，作为与俄国谈判的特使，崇厚是不能杀的，杀崇厚无异于侮辱俄国。俄国是侵略成性的军事强国，与之开战，中国必定损失更大。用武力收复伊犁之议，貌似爱国，实乃误国。这是不负责任的轻举妄动。自古以来清议皆误国，今日张之洞、张佩纶等人正是这样的人。

接着，各方推举认同的崇厚替代者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从伦敦上疏，说筹办伊犁一案不外三种方式：战、守、和。曾纪泽详细分析敌我双方形势：伊犁地势险要，俄人坚甲利兵，战未必能操胜券；且伊犁乃中国领土，开战后俄人无损，受害者实为中国，何况俄人对中国觊觎已久，此次不过借伊犁以启衅端，开战正合其意。中国大难初平，疮痍未复，不宜再启战事。故战不可取。言守者，谓伊犁乃边隅之地，不如弃之，以专守内地。持此论者不知伊犁乃新疆一大炮台，若弃伊犁则弃新疆；新疆一弃，西部失去屏障，故守亦不可取。当此之时，只可与俄国言和，修改条约，能允者允之，不允者坚决不允，领土及边界事决不迁就，其余不妨略作通融。至于崇厚，可以严惩，但以不杀为好。

曾纪泽这个处理伊犁一案的方略，得到朝野的一致拥护，慈禧本人也同意。既然按照曾纪泽的稳健方案来办事，过于强硬的张之洞便不宜破格提拔。慈禧又为循例晋级找到一层理由。于是，张之洞便由从五品升为正五品，官职则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

仅升一级，张之洞虽然感到失望，但毕竟官位提升了，也是好事。尤其令他欣慰的是，朝廷没有接受崇厚所签署的丧权卖国条约，将崇厚拘捕，定为斩监候，并改派曾纪泽为全权特使与俄国继续谈判。张之洞认为朝廷还是接受了他处理此案的大计方针，这足以值得快慰。相对于国家主权来说，没有破格超擢，毕竟还是小事。他仍然以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凡关于此案的一些新想法，他总是不断地缮折递上去，供太后参考，以尽自己对国家应尽的职责。

这一天，他在书房阅读邸抄，得知曾纪泽已抵达俄国，正在与驻俄国的英国大使德佛楞及法国大使商西接触，探询英、法两国对伊犁一案的看法。张之洞对曾纪泽办事的稳重很满意。这时，王夫人进来说：“尊经书院的学子杨锐来看你了。”

“杨锐来了？”张之洞放下手中的邸报，惊喜地说，“快叫他进来！”

“学生已经进来了。”

说话间从王夫人身后走出一个二十岁出头、五官清秀的青年，他就是杨锐。“香师，三年多没有见到您了，这几年来都好吗？”

“好，好！”张之洞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身边的椅子说，“坐，坐下说话。”

杨锐在张之洞的对面坐下来，张之洞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笑着说：“三年不见，你长大许多了，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了。”

说得杨锐不好意思起来，咧开嘴笑着。王夫人亲自端一碟盖碗茶上来，对杨锐说：“这还是那年在成都，你陪着老师在黄瓦街买的青花茶杯，用了几年，还跟新的一样。”

师母这般亲热，这般慈祥，使杨锐备感温暖。他起身接过茶碗，如同小孩在长辈面前表功似的说：“黄瓦街是满城。我那年对香师说，满城里卖的瓷器是宫廷用瓷的余货，看来我这话没说错吧！”

“三年为期太早了。”张之洞笑着插话。“五十年后还这样光亮如新，我就相信你的话了。”

“五十年？”王夫人望着丈夫说，“五十年后你要他跟谁去论辩？”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说：“跟我的女儿呀，跟我的准儿去论辩呀！”

准儿是王夫人生的，张之洞很是疼爱，视若掌上之珠。见丈夫这样时刻把女儿放在心头，王夫人心里很是欣慰。她略作娇嗔地瞪了丈夫一眼后对杨锐说：“你看，老师见了你有多高兴！”

眼看着老师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心绪，杨锐如同沐浴着春风的温情，他笑着说：“那时学生还是要跟香师面论，硬要香师当面承认这是真正的宫廷备选品。”

“好，好，到那时若还这样，我又没死的话，再承认不晚。”张之洞笑得更起劲了。

杨锐端详着老师怡然自得的神态，心里想：香涛师与在四川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显得瘦了点，两鬓增添了几根白发。他将随身所带的一个小布包送过去，说：“我知道您从不受人礼物，但这不是礼物。当年您要我们在书斋后面种楠竹，这几年来，楠竹长得很茂盛，春天还有竹笋可挖。知道我要到北京来，书院的几个同窗说，带点干竹笋给香师尝尝吧，京城没有笋子吃。”

“好，好，我收下。”张之洞很高兴地接过小布包，随后放在书案上，说：“当年我要你们在书院里种点竹子，是想以竹之气节风骨激励大家，想不到今天还可以在京师吃到尊经书院的竹笋。”

说罢又欢畅地笑起来。

督学巴蜀的三年，是张之洞难以忘怀的岁月。

同洽十二年，三十六岁的张之洞被任命为四川学政。一向崇尚实干的新学台，决心在三年任期内为巴蜀学界做几件实事。

那时四川士林风气不正，科场作弊之风十分严重。张之洞通过深入考察后，制定了诸如“禁鬻贩，禁讹诈，防顶替”等整理科场的八大措施，督促各州府严格执行，科场作弊之风顿时根绝。张之洞又针对不少士子参与当地士绅们举办的局所，与局所办事之人勾结为奸民怨沸腾的情况，下令不准士子参与局所，凡有违背者，一律惩办，直到革去功名。张之洞说到办到，雷厉风行，在革去几个秀才的功名之后，此风已几近绝迹。

为更多更好地培养人才，造就四川的新学风，张之洞接受丁忧回籍的前工部侍郎薛焕等十五名官绅的建议，创建了尊经书院。光绪元年春天，尊经书院在成都南门外落成，延请薛焕为山长。薛焕也是一位名宦。咸丰十一年，薛焕在江苏巡抚任上，与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一道奉旨购买洋枪洋炮及雇法国工匠传授制造经验，揭开“徐图自强”的序幕。张之洞聘请这位广孚众望的能干大员出任书院的第一任山长，正是他对书院的重视和期望。开学那天，他和四川总督吴棠亲自前去祝贺。

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制定的目标是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在四川造成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在川期问，他经常去书院给士子们讲课。为了指导书院的学子和川省士人，他撰写了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车酋轩语》和《书目答问》。

在《辅轩语》这本书里，张之洞以学政的身分发表许多有价值的教戒之语和经验之谈，希望士人们成为德行谨厚、人品高峻、志向远大、习尚俭朴的道德君子，并提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求学原则。在《书目答问》一书里，张之洞则以广博精审的目录学家的身分，为士人开出二千二百余种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书目，为初学者打开走进学术殿堂的大门。

在尊经书院的授课过程中，张之洞发现五个资质特别聪颖、读书特别发奋的少年。他大力表彰他们，树立五少年为全省士子的榜样。其中一个不仅书读得好，而且品行更为卓异，志向更为高远，张之洞将他列为尊经五少年之首，此人即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进书院的绵竹人杨锐，表字叔峤。

“你几时到的北京？”张之洞端起茶杯，满是慈祥目光的双眼，望着这个深得他喜爱的青年。

“前天下午到的。本想昨天就来看望香师，想起一路风尘，样子太难看了，于是昨天去街市上买了一身衣服，剃了头，将通身上上下下打扫了一遍，今天才敢登门拜谒。”杨锐端坐叙说，两只机灵的大眼睛闪动着耀人的光彩。

真是一块无瑕美玉！张之洞在心里赞叹着。前天进的京，今天就来看望了，他为弟子的重情重义而高兴。“这两天住在哪儿？”

“南横街客栈。”

“不要住客栈了，明天就搬到我这儿来住。”张之洞放下茶杯，似乎表明他这句话就是一个决定似的，无须商讨。

“住在这里打扰香师和师母，我心里不安，还是住客栈方便些。”杨锐推辞着。

“什么打扰不打扰的，我的客房正空着，你住下就是了。住家里，我们师生说起话来也方便。三四年不见面了，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哩！”

说罢不待杨锐开口，便对门外喊：“大根，你过来下！”

一个长得五大三粗的二十多岁的汉子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什么事，四叔！”

“你去把客房收拾下，这位从四川来的远客明晚就睡在家里，有一段时间住。”

“嗯，知道了。”大根一边回答四叔的话，一边很热情地与杨锐打着招呼。

杨锐见大根叫张之洞为“四叔”，知不是一般的仆人，便问：“香师，我应该怎样称呼他？”

“他是我的远房侄子，你们年龄差不多，兄弟辈分，都以名字相称吧！你叫他大根，他叫你叔峤。”

杨锐忙起身，对大根说：“大根兄弟，给你添麻烦了。”

大根友善地说：“不要谢，这是我分内的事。”

说罢离开了书房。

大根来到张之洞的身边已经十年了。八岁那年，大根的母亲去世，做江湖郎中的父亲便带着他走南闯北。父亲略识几个字，有些武功，早早晚晚没得事时，便教儿子习拳练武，也把自己所认得的字教给儿子。十二三岁开始，父亲便教他识辨各种草药，背汤头歌诀，以便让他长大后能有个养家糊口的技能。大根聪明勤奋，父亲所教的，他都学会了；加之长年跟着父亲走村串户，小小年纪，也有不少阅历。可惜，十五岁那年，父亲不幸病故，大根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只得回南皮老家，一个人孤苦零丁地耕种两三亩薄地。张之洞那年回籍祭祖，见到这个已与他出了五服的孤儿，看出这是一棵难得的好苗，只要稍加培养，就可能成才。张之洞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并不安于做一个文学侍从，他要经世济民。做镇抚一方的疆臣，做管理天下的宰相，才是他的志向。他相信迟早会有这一天的。因此他需要在身边聚集人才，大才小才都要，尤其要有几个贴心人。他们或帮自己出谋划策，排难解忧；或鞍前马后照顾保卫，防患歹徒的侵袭，戒备仇家的暗害。再过几年，大根就是一个很好的贴身侍卫。就这样，张之洞把大根带出了南皮。

张之洞既对大根予以重视，便对大根格外看待，视他为亲侄，规定他早上一个时辰识字读书，以补过去之不足；晚上一个时辰练习武功，使先前的功夫不荒废。去年，王夫人收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春兰做女仆。春兰有爹无娘，命也不好，张之洞夫妇见她勤快善良，便做了主，将春兰嫁给大根。大根和春兰感谢张之洞夫妇的恩情，遂死心塌地为张府做事。

喝了几口茶后，张之洞对杨锐说：“说了这多闲话，正话还没说上。叔峤，你这次跋涉几千里来京师，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我正要跟您禀报哩。”杨锐脸上娃娃似的笑容瞬时不见了，代替的是一脸的凝重神色。“学生受父老乡亲的委托，特为东乡惨案一事进京，替冤死的东乡农人鸣冤叫屈。”

“东乡的案子还没有处理好？”张之洞颇为惊讶地问。

“还是维持过去的老样子。不但东乡屈死的冤魂不能安妥，凡有良心的川中士绅也都不能心服，故而委托学生几个人再次进京申诉。”杨锐说得激动起来，两只眼中的泪花在闪动。

“都四五年了，还没有处理好，天理良心何在！”张之洞是个易于动感情的人，看到杨锐眼噙泪水，他自己也不禁双眼模糊了。

东乡案子出来的时候，张之洞正在四川做学政，这个案子的前前后后他都知道。

四川农民赋税沉重，除地丁银外，还有各种捐输和杂税。爱新觉罗氏入关之初，为笼络人心，公开向全国保证：子子孙孙永不加赋。但这句话并没有承诺多久，就以各种名目变相加赋加税来自我否定了。太平天国起事后，军饷浩大，朝廷为筹饷银，横征暴敛。东乡是一个穷县，这些年来各种赋税加起来要超过战争之前的十倍。而且负责征收钱粮的局绅和官吏相互勾结，百般勒索，手段恶劣。东乡农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光绪元年集体抗粮不交，聚众请愿，要官府清算历年粮账。

东乡知县孙定扬以“刁民聚众谋反”为词报告川督文格。文格得报后，立即派出提督李有恒率官兵急赴东乡镇压。李有恒穷凶极恶地命令官兵，将东乡抗粮村寨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掉，造成四百余人冤死的特大惨案。

东乡惨案发生后，巴山蜀水一片震惊。在成都的张之洞闻讯，愤慨地对学政衙门的属员们说：“乡民请愿，只能劝解，即使真的是聚众谋反，也只能拘捕首犯，驱散众人，怎么能杀这多人？这里该有多少冤死鬼！”

他是学政，不便干涉地方政务，得知东乡推举士绅进京告状，他心里是赞同的。东乡一案得到川籍御史吴镇的同情，他联络几个京官联名上疏，参劾川督文格。后来，朝廷将挑起这桩案子的直接当事人知县孙定扬、提督李有恒革职，将川督文格调离四川，擢升山东巡抚丁宝桢为四川总督，令丁宝桢视情节轻重处置此案有关人员。这时，张之洞刚好三年学政期满，离川回京。一路上，听到的都是不服朝廷如此办理的民怨，他自己也认为此案处置不当。

丁宝桢到了四川之后，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与东乡冤案一事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几乎无人遭到惩罚。东乡县民愤愤不平。

去年，张佩纶得知此事后上了一道奏章，弹劾丁宝桢，请复审东乡一案。朝廷接受张佩纶的意见，委派致仕在京的前两江总督李宗羲前往四川复查。李宗羲查实后上报朝廷。朝廷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为钦差大臣，前往四川复审。朝廷这些举措，张之洞都知道，至于两个钦差大臣人川后的具体情况，他就不清楚了。

杨锐气愤地告诉老师：“恩承、童华一进成都，就被丁宝桢接去住了总督衙门，天天山珍海味招待，又从各戏园子里招来长得漂亮的妹子，给他们唱川戏消遣。成都住厌了，又去峨眉山住了一个月。两个钦差在四川享尽了清福。他们只派了三个随从在臬司方濬颐陪伴下，装模作样地到东乡逛了几天。据说丁宝桢对两个钦差讲，东乡的案子不能翻，翻了，四川今后就收不到钱粮了。还说他这个总督当不了是小事，朝廷缺了四川的钱粮可不得了。两个钦差听了，认为丁宝桢的顾虑是对的，于是维持原判，不准翻案。”

“岂有此理！”张之洞愤慨起来，“丁宝桢怎么变得这样糊涂了。”

丁宝桢原本不是一个糊涂官员，几年前他干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使得他名播九域，广受赞扬。

同治八年秋天，慈禧太后打发身边的太监安得海南下江宁、苏州，为大婚在即的同治帝置办衣料。清朝祖制规定太监不得出京城。慈禧一向不把祖制放在眼里，安得海是她的宠奴，她叫安得海出京，表面上是置办大婚衣料，背地里让他摸一摸各省官员对她的忠诚程度。安得海仗着慈禧的宠信，肆无忌惮。他乘坐特制黄龙船，打着金乌赤兔旗，顺着运河招摇南下。沿途官员又惊又怕，纷纷登船拜谒，送上厚礼，安得海一一照收。

丁宝桢时任山东巡抚，山东为安得海必经之省。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飞章报告朝廷，一面派员在泰安等候，设计软禁安得海一行。安得海不知内里，软禁时仍作威作福，并威胁说如不放他出去，贻误了采办衣料的大事，这责任要山东省全部承担。丁宝桢不理会他，静等朝廷的旨令。

说来也是安得海合该命绝。平时各省督抚的急奏都是直接送慈禧，恰好那天奏章到时，慈禧正在看戏。内奏事处的太监怕触犯了她的兴头，便把奏章送给了同治小皇帝。小皇帝看后大怒，连忙报告嫡母慈安太后。慈安性格较为懦弱，处理国事的才能又远不如慈禧，她通常不过问政事，听任慈禧一人说了算，也因此助长慈禧的骄悍。慈安对慈禧不甚满意，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只有一件事，令身为女人的慈安极端不安，那就是关于慈禧私生活不检点的流言蜚语。

在慈安看来，用错了一个大臣，办错了一桩国事，都还只是小事一件，若是慈禧与男人弄出个什么把柄出来，那可就是大清朝廷的第一大丑事了。这些流言中，涉及到安得海的最多。安得海与慈禧亲密的程度超过常情。他不但与慈禧并肩说话，甚至有时还跟慈禧并头睡觉。宫女和太监们私下议论：安得海极有可能身子净得不彻底，不然的话，西太后怎么会这样喜欢他？这些闲话传到慈安耳里，真让她如坐针毡，惶恐不安，但又不好与慈禧明说。她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命令太医院对宫中所有的太监重新检查一遍，以便从中看出个究竟来。不料，轮到检查安得海时，慈禧一早就把他打发出宫外，直到天黑才回来。一连三天，天天如此，弄得太医们束手无策，不好再查安得海了。这样一来，慈安更焦急了。

没想到安得海在山东给扣住了，正好借此根除后患！慈安心里这样想好了，但还是有点惧怕慈禧，又悄悄把奕訢叫来商议。关于慈禧与安得海的流言，奕訢早就听说。作为皇室中的重要成员，奕沂和慈安一样，也怕慈禧坏了皇室的体面。何况前几年慈禧又借故撤掉了奕圻的“议政王”头衔，奕沂一直怀恨在心，现在正好报此一箭之仇。奕沂毫不犹豫地对慈安说：“祖宗之法在这里，谁都不能违背。立即传旨山东：安得海就地正法。”

说完亲自拟了一道谕旨，火速递往济南。

丁宝桢奉到圣旨后欢喜无尽，他生怕再有后命，便传令第二天即在泰安城里斩首，并暴尸三日。

斩杀当今天下第一人身边的宠阉，这是一桩令百无聊赖的人世间何等新奇何等刺激何等快慰的大事！一时间，泰安全城骚动，男女老幼倾巢而出，蜂拥十字街头，一睹这个千载难逢的场面。三天之内，从附近各府县来泰安城的观者不下百万。其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得海的下部究竟有那个家伙没有。千百人用棍子、竹竿在撬动，千万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看，结果众口一辞：安得海的那个家伙确实被阉掉了，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太监！

得知安得海在山东被斩的消息后，慈禧真是又恼怒又伤心。她知道这是慈安和奕訢在暗算她，但她发作不得。然而暴尸三日，让世人都看清了安得海，这无疑又是帮她洗刷冤枉的最好办法。安得海究竟是不是真太监，慈禧心里最清楚。于是，慈禧转而又庆幸有这样一桩事情出来。她是一个最善于把握机会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不但不指责丁宝桢，反而发布明谕嘉奖他不畏权势鲠直忠贞，有古大臣之风。过了几年，东乡案发，文格离川，慈禧又提拔丁宝桢为川督。丁宝桢赴川之前，慈禧命他进京陛见，又当面表扬他。这丁宝桢冒着丢官的危险干了这桩事情，结果不仅出尽风头，还升了官，真是大大出乎意外。丁宝桢感激慈禧的英明大度，遂铁心为朝廷办事。

东乡发生的冤案，为官几十年的丁宝桢不是不明白其中的曲直，但他不想翻这个案。一来他怕牵累许多当事人，于自己于他们都不利；二是他顾虑东乡翻了案，以后乡民都会效尤，四川的钱粮就不好收了，他这个总督也就不好当了。为自己着想，为朝廷着想，明摆着是冤案，也以不翻为好。这便是此案复审后不能翻过来的关键原因。然而张之洞不能容忍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书斋里泡大的清流党骨干笃守孟子“民为本”的古训，把四百多条人命看得比一省的钱粮重要得多。

“叔峤，你刚才说与你一同进京的还有几个人，他们是谁，进京后住在哪里？”

“这次进京来的，除我外，还有两个。”杨锐答，“他们都是东乡人，家里都有亲人被冤杀。一个名叫何燃，是锦江书院的。一个名叫黄奇祥，也是尊经书院的。何燃有个远房亲戚做内阁中书，他和黄奇祥一同住在这个亲戚家里。”

张之洞点了点头，又问：“你们也一起商量过了吗，进京后怎么办呢？”

“商议过，商议过。”杨锐情绪顿时高涨起来，说，“一是找几个说得起话的川籍大官吏，如工部侍郎郭，心，斋、太常寺少卿李岫云等人，请他们代转东乡县的状子。二是找都察院，恳请吴镇联络几个人再次上疏。另外，我们三个人还打算在前门外、天桥、琉璃厂等热闹地带散发东乡冤案的状子，以求过路君子帮忙。”

“你们这是苏三的法子。”张之洞浅浅地笑道。

杨锐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这是没有法子的法子，或许有张状子能落到一个好事的大员手里，也未可料定。”

“最好不要用这个法子。”张之洞沉吟片刻说，“万一有人说你们扰乱市井秩序，向步军衙门告你一状的话，东乡的事情没有办成，自己倒先落了难。”

“是，是。这个法子不用。”杨锐忙点头。“临走前一天，王壬秋山长特为把我们召去。”

“王闿运这几年的山长当得如何？”张之洞打断学生的话。

他显然对这位王山长有很大的兴趣。

“壬秋先生这个山长真是当得妙极了！”尊经书院的学子突然间变得眉飞色舞起来，兴致盎然地演说着他的山长，“他的学问文章之好是不待说了，这是天下的共评。他的为人之倜傥，授课之风趣，言谈之机锋，若不是受过他的亲炙，是决然想像不出来的。听他讲学，简直好比赴太牢之宴，听韶乐之音，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尊经五少年”之首满面红光，双目流采，似乎已陶醉在王闿运所营造的美轮美奂的学术境界中。张之洞看到不脱稚气的杨锐的这番表情，不禁发自内心地羡慕起来：这就是少年情怀！多么纯洁，多么真诚啊！当年自己也曾这么崇拜过心中的偶像，而现在再也没有这种单一的心境了。再崇高的人物，哪怕就是周公孔孟出现在眼前，也不会这般倾心。这是人生的成熟，这也是人生的悲哀！

“特别令人折服的是，”杨锐仍没有从陶醉中醒过来，继续说，“每月朔日，总督丁宝桢带着一批司道大员、成都将军魁玉带领一批提镇大员，亲来尊经书院听壬秋山长的课。他们和学子们一样，上课前向山长鞠躬，然后一个个端坐听课，不说话，不抽烟。山长坐在讲堂上，天南地北，随意发挥，就像天女散发花似的，落英缤纷，美不胜收。一个多时辰过后，山长讲完了，又一个个向他鞠躬告别。每月朔日这天，尊经书院翎顶辉煌，绿呢大轿堆满校园。大家都说，除开尊经，天下还有这样的书院吗？除开壬秋先生，天下还有这样的山长吗？我们这些做弟子的，真是觉得荣耀极了。”

张之洞默默地听着杨锐有声有色的叙述，心里想：尊经书院由王闽运来掌院，可真正是选对人了！十年前，张之洞和王闽运就有过亲密的交往。

同治九年，张之洞从湖北学政任上卸职回京。那时，王阎运正在京师盘桓，以一阕《圆明园词》饮誉京师诗坛。文人雅士集会，都争相邀请王闿运。王阎运则每请必去，每去必赋。他的捷才赢得众人的叹服。就是在这种宴饮场合中，同样也是诗文满腹的张之洞，与王闽运结成了互相钦佩的好朋友。尊经书院落成后，学政张之洞心中的山长人选，第一个便是在湖南设帐授徒的王闽运。但薛焕是创建尊经书院的发起人，又是在籍侍郎，第一任山长由薛焕来做，又似乎更适宜。于是张之洞致函聘请王闽运做书院的主讲。王闿运自恃才高名大，不愿做屈居山长之下的主讲，遂不入川。丁宝桢早年在长沙做知府时，便礼聘王闿运做西席，后来做鲁抚，又聘请王闽运在济南做了两年幕僚，关系非比一般。丁宝桢一到四川，即下聘书请王闿运做尊经书院的山长。王闽运一接到聘书也便来到四川，并把尊经书院当作自己的事业所在，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

想到这一层后，张之洞不仅庆幸尊经书院得人，也为丁宝桢礼贤下士的品格所感动，不知不觉间对他的愤怒也减去了三分。

“叔峤，说段王壬秋的掌故给你听！”张之洞突然间来了雅兴，杨锐兴奋得忙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咸丰十年的春闱，本来我是要去参加的，不料堂兄奉旨充任同考官，于是只好回避，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机会。王壬秋那年去考了。他是咸丰五年中的举，连考两科会试都未中，这是第三次了。头场考四书文，他兴之所至，乱发议论。卷子交上后，细思又出格了，此科必罢无疑。他是个最任性子最爱出风头的人，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横竖是落第，不如出它一个大格，留一段佳话在科场史上也好。第二场考五经义。他丢开五经不议不论，却洋洋洒洒地写下一篇大赋，还给它标个题，叫做《萍始生赋》。阅卷官看到这份卷子后大为惊骇，都说这是有科举考试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有这样的事！”杨锐瞪大着双眼，随即由衷地赞叹，“这样的事，只有大英雄才做得出，壬秋先生真是大英雄！”

张之洞笑了笑说：“王闿运此举惊世骇俗，的确不是常人所能为的。这篇赋因为是写在试卷上，故很快便流传开来，甚至比《圆明园词》还要传得广。”

“香师，这篇赋你还记得吗？背给学生听听。”杨锐急着问，恨不得立即把这篇奇特的赋全文铭记。

“赋很长，我背不全，只记得开头几句。你回四川后再去问你的山长吧！”

杨锐仍不死心，央求道：“您就把开头那几句背给学生听听吧！”

张之洞碍不过学生的恳求，略为想了想后背道：

张之洞一边背诵，杨锐一边摇头晃脑地在心里附和。直到张之洞停住好长一刻后，杨锐知道他背不下去了，才叹道：“这浮萍之形态，直让山长给写活了。如此好赋，学生竟未读过，真是惭愧。回川后一定求山长写给我，一天吟它几回。”

“我们扯得太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张之洞把撒得漫无边际的网收了回来，说，“刚才你说王壬秋把你们召去，传授什么锦囊妙计了？”

“不是锦囊妙计。”杨锐说，“山长说，东乡案子定了这多年了，复审也没翻过来，找别人都没用，只有一个人可以回天。”

张之洞似乎已意识到，王阎运说的这个有回天之力的人，很可能就是指的自己。

“我们问壬秋山长，这个人是谁。他说，此人就是你们的前任学台张大人呀！”

果然不错！张之洞对老友的信任颇感欣慰。

杨锐盯着张之洞，见前任学台大人在微微点头，心中甚是喜悦，忙接着说下去：“壬秋山长说，张学台虽不是四川人，但他在四川做过三年学政，对四川是有感情的。东乡案件出来，他正在四川，前前后后都清楚。尤其难得的是，张学台忠直耿介，敢于仗义执言，而且他的奏章写得好，有力量，最能切中要害。你们看他关于伊犁一事的那些奏章，哪一道不是掷地作金石声，朝廷不按他的办行吗？你们去北京找他，就说我王壬秋拜托他啦，东乡四百多冤魂要靠他来超度哩！”

老友如此信任的这番情感，使得张之洞热血沸腾起来，大声说：“壬秋知我，就凭他这几句话，我张某人也非为东乡冤魂上疏不可！”

“谢谢，谢谢香师！”杨锐很感动。稍停一会，他又补充一句，“壬秋山长说，东乡一案不关丁制台的事，请张学台在涉及到丁制台时笔下留情。”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这个王壬秋，又要讨东乡人的好，又要讨丁宝桢的好，也够圆滑的了。”

说罢起身。又说：“叔峤，你今天设法找到你那两个同伴，明天一起到我家来，把这几年东乡案子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向我禀报，不能有半点虚假，我来为你们上疏请圣命。”

杨锐忙起身，打躬作揖，然后急急忙忙地离开张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