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悉尼到北京，从地理的层面上看，一个在南半球，一个在北半球；一个是该国非首都的第一大城市，一个是大国的首都；空中飞行距离十多个小时，时差三个小时。如果没有奥运会这一个记忆，这一对城市，顶多是结为友好城市偶尔礼貌走动，并且各自老百姓把对方当做旅游目的地而已。然而，奥运的记忆，将这两个城市紧紧捆绑在一起，而这种记忆，恐怕中国人才真正刻骨铭心。一来，1993年那次申奥，北京一票之差负于悉尼；二来，进入二字开头的世纪，悉尼奥运被公认为是一把尺子，衡量接下来奥运的成功与否，你不量，别人也会量；第三，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军团破天荒地夺得二十八块金牌，接近上两届奥运会的总和，这为一年后的莫斯科申奥成功打下一个重要基础。悉尼，这座记忆中曾经让中国人伤心的城市，又奇妙地成为中国体育与奥运的福地。其实，历史，有它深谋远虑的逻辑。如果2000年奥运在北京办，也会不错，但失去了一次先品尝失利再又获得成功的成长机会；更何况，哪里会像八年后那样跌宕起伏，自信而丰满。

所以，有些决定，注定是历史的安排，与一票两票无关，更与对哪一座城市的爱与恨无关。

曾经与泪水有关的故事，在1993年那个夏夜发生过并成为历史，以往的文字，曾详细记述；新的与泪水有关的故事，从2000年的那个秋日开始。

2000年9月1日，在我的记忆中，可真不是一个能忘掉的日子。那一个早上，儿子第一天上幼儿园，我们全家送他，我用摄像机记录下他的第一次：走进大门又迅速回头的小哭小闹。

我已经没有时间感慨人生奇妙，只带着儿子这一个人生新画面就直奔机场，因为当天上午，我要直飞悉尼，参加悉尼奥运会的直播报道。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参与到奥运会的报道之中。也曾有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个新闻中心的主持人，会去主持奥运直播？是不是你爱好体育？

其实，这个决定更多地来自于爱好之外的因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体育部一直归新闻中心管理，成立独立的体育中心是短时间内的事，而分家之前的新闻中心主任李东生，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分管新闻中心与体育中心，悉尼奥运报道归他管。

那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从香港回归直播起，中央电视台开始进入大型直播时代，然而，香港回归的直播模式，被证明有巨大漏洞，多演播室的设置，使得整个直播分散，关键时刻，缺乏中心调控，无法收放自如，并因此充满风险。于是此后开始尝试总演播室的直播模式，收与放都由此负责，这种模式经三峡大江截流直播的实践，到1999年12月澳门回归直播时达到成熟，被证明行之有效。这种情况下，悉尼奥运准备首次尝试这种一个频道内由一个总演播室来统一调控的奥运直播模式，而由于过去几年大型直播，我无一例外地都出任了主持任务，再加之我又喜好体育，在新闻中心时就是奥运报道的主力，因此，李东生与体育中心的马国力主任商量，敲定我与宁辛搭档，出任整个悉尼奥运直播的总主持人。

没时间紧张或兴奋，奥运对我，画面与故事都不陌生，然而现实的奥运气氛与特点却是首次触碰，好奇大于一切。

9月1日，经多个小时的飞行后到达悉尼，原本只是入住记者村调整而已，然而一件大新闻，却迅速地击中了我们。

中国奥委会当天下午在北京召开大会，决定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实行严格的兴奋剂检测，不仅尿检，还动用血检，苛刻程度远超过国际水平。于是当天，中国众多运动员因此或其他一些原因，在出征悉尼的大名单上消失，这其中包括多位之前被认定有夺冠希望的选手。

巧合的是，当天《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栏目里播出的正是我之前对举重选手石智勇的采访，他可是悉尼奥运会上绝对的金牌争夺者，然而，节目还在播，他还在畅想悉尼奥运之梦，可他的名字已经在大名单中被划掉。具体的原因，他自己后来陈述过。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决定，对于有梦的运动员来说，打击会有多大，好在，四年之后，石智勇在雅典圆了金牌梦。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有些蒙，显然不是时差造成的，而是立即产生一种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本届奥运，中国体育代表团，会不会因为失去了有实力的选手而失去成绩？而一旦运动成绩下滑，会不会给第二年申奥蒙上阴影？

那一天，全世界体育媒体都把它当做头条，悉尼的体育媒体也都予以高度关注，毕竟在金牌争夺上，澳大利亚是把中国当对手看的。那一夜，我们很难入眠，显然，初到悉尼的第一天，我们遭受了一个让人忧虑的“下马威”。这个由最高决策者制定的铁律，宁可牺牲成绩，也坚决要干净，被体育代表团以讲政治的高度来坚决执行。事后证明，在中国，不管什么事儿，只要领导真抓，都能见效果。兴奋剂问题，从那之后，收敛多了。

距离悉尼奥运开幕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开始了大量专题片的采访与制作，慢慢感受着悉尼这座城市与悉尼人。

悉尼的奥运氛围已经很热烈，虽然横幅与标语未必很多，但奥运的标记还是无处不在。虽然也做好了精心准备，却看不出太多的刻意，随意并放松。

最浓厚的奥运氛围，其实是由澳大利亚人热爱体育的气质营造出来的。

在悉尼城中心最“黄金”的中央大道上，每隔数米，就是一个运动用品商店，那种密度让人惊讶，而从早到晚，随时都有运动的人从你身边跑过。我相信，这与奥运到来没有关系，悉尼人平日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之后当北京获得举办权，在很多个论坛与节目中，我大力呼吁，一个城市最美的风景并不是高楼大厦，名胜古迹，而是时刻有人在有活力地运动。我不希望，北京人或是中国人，都是电视机前的体育迷，而不是运动的参与者。

记得有一天，在悉尼的一个海滩，看到有两拨人在打沙滩排球，水平之高让我们连连赞叹，我开了句玩笑：“估计是哪国沙排运动队提前在这儿训练呢！”旁边的陪同很认真地回答：“平时也这样，就是普通的悉尼人，比这高水平的还有呢！”

等到直播开始，我们虽然守着奥运城，却很少有机会进赛场，临近结束时，我和宁辛调了一下班，各值半天，各去主体育场一次。那一天，我和马国力主任、导播方刚一起走进了主体育场，一人一杯啤酒，坐了二十多分钟。这个主体育场很大，大约能装下十万多人，我们去的那个下午，没什么重要的比赛，然而现场爆满，就连我几乎看不到的最高处最后一排也坐满了人。那一瞬间，感慨万千，我不能不感动于体育的魅力，以及澳大利亚人对体育的这一种热爱。

事后，人们都评价悉尼奥运会非常成功，依我看，除了运动成绩、开幕式、安全保卫等之外，还有两点，是悉尼成功的关键：第一，这儿的人们真爱体育，真的投入到运动之中；第二，这届奥运会的志愿者老少都有，笑容各异，但真诚与爱，却非常一致，像亲人一般，迅速让你放松，并不再有距离感。

我们在屋子里工作，进来的志愿者打扫卫生，会和我们聊家常，夸中国的成绩，自然而不做作，其他位置的志愿者，什么年龄的都有，似乎老人更多，都一概放松，并不是训练过后的千人一面，也不是每个人笑起来都露八颗牙，反倒让人如沐春风。我在想，这种放松并真诚的笑容背后，一定也有着更多自信的因素在里头，并不想给谁证明什么，于是，可以从容地自得其乐。

在悉尼，感受最深的，是它的奥运氛围，那是一种松弛而自由的感觉，是空气中啤酒的味道，是各国游客大团结的景象。

每天直播结束时，已近悉尼的半夜，却正是奥运氛围最浓的时刻。

我们的演播室离著名的悉尼歌剧院不远，演播室的背景中，就有歌剧院与悉尼铁桥，这是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每天不到凌晨两三点不会安静下来。

于是，在直播结束后，我都会到楼下绕悉尼歌剧院与奥运广场走一大圈，因此也天天见证着体育迷们的开心时刻。

每天晚上，广场的几块大屏幕上，都是当地几个电视频道在回顾和报道当天最精彩的赛事与最受关注的人物，不同的屏幕前聚集不同的人群。普遍的场景是，三五成群站着，边看边聊，无一例外的，是手里的啤酒。看过几天，就得出几个结论。第一，老外有耐性脾气好，一瓶啤酒能喝两个小时，而且是小瓶的；第二，老外酒量不高，一两瓶啤酒之后已经基本飘飘欲仙；第三，老外男女平等，大家都又抽烟又喝酒，而且女性好像抽烟更凶；第四，老外不一定都讲修养，光膀子的一片，当然是男性。而且一样随地扔东西，这方面，开幕式之后达到巅峰，我下去的时候，发现地上已有一两厘米厚的碎玻璃碴子，都是喝High了之后扔瓶子造成的。这让我觉得：我们常常批评自己人光膀子扔瓶子是不文明与没修养的表现，是否属于反思过度？因为你得承认，这混乱中有一种放松与自由，恐怕奥运的氛围中，就该有这样瞬间的无序与无处不在的啤酒味道吧。

悉尼奥运会开幕式结束之后，悉尼歌剧院附近街道上垃圾成片。我无意批评或讽刺，反倒是想：有的时候，我们的所谓“文明”是不是太自尊太敏感了？偶尔的疯狂与杂乱，其实是另一种文明。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幻想，如果有一天，奥运真的来北京办，那十几天，咱能不能把北京也弄出混杂着二锅头与燕京啤酒的味道？如果能，是另一种成功与进步。当然，八年之后，奥运来了，在各种味道当中，城市里酒的味道淡多了，不过，遗憾中也得说：没关系，总得留点儿优点给人家吧！

五湖四海来悉尼的人，更有趣。富人，有的就住在岸边停着的豪华邮轮里当临时的家，不富的或者不喜欢这口味的，常常是身上盖着自家国旗就在地铁里睡，见多了，品出他们的另一种舒服。而悉尼人，在奥运开始前就“逃”走一大批，当地放了假，生活在其中的人反而提前撤离，好像躲什么似的，这或许也是一种能够看淡了的放松。

在我散步时，也没少遇上打架的。突然一通喧哗，过去一看，里面打起来了，不一定都为姑娘，也有两拨裹着不同国旗的，估计是白天赛场上两国专业运动员比出了胜负，晚上业余的不服，再换个暴力点儿的项目比一回，裁判是周围的“观众”。还好，不劝架不起哄反而经常喝彩加油，打一会儿，哥儿俩散了，一般并列金牌，并且没准儿一块儿进哪个酒吧又喝上了。

平时，街头到处是表演的，也来自世界各地。看多了，得出一结论，这表演，不一定是给看客的，反而是自得其乐的多，周围人多人少，对他们似乎影响不大，于是，看着都舒服。

每一个角落都似乎无序，组合在一起，像一个快乐的剧场，互不干扰却互相映衬，让我明白：一届奥运的成功，非得是赛场内外都出彩才行。于是，有梦：有一天，这也是我们的奥运或平日城市的氛围，千万别总是被城管严格管理后的整洁“一刀切”。现如今，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不注意，我给它改了一下：“生活，让城市更美好。”

亚军是罪犯吗？

这是我第一次做奥运的直播总主持，当然，中央台以前也没有。开始前，我就和搭档宁辛说：别拿我当主持，就当我是一体育迷，是陪着观众看奥运的。

说到做到，整个奥运期间，我们放松得可以，大不同于以往。高兴时，直播中两主持人敲桌子击掌；不顺时，有情绪有牢骚话；紧张时，不敢看，躲起来让自己舒服些。比如，孔令辉与瓦尔德内尔打成二比二平后，第五局，我没敢看，跑到门外，只不过，一会儿露个头问一下比分。

必须承认，做多了新闻之后，做奥运，真是一件开心与快乐的事。没那么多禁忌，自己就先放松了，怎么可能不在屏幕上展现出来？

当然，仅有放松的状态，是远远不够的。你对体育比赛以及胜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否也可以放松一些，决定着你的关注点、语言及判断。

开始前，我想过这个问题，以我自己作为体育迷的角度来看，体育不只是竞技，更是人，是情感。很多专业的术语和数据，冰冰冷冷，其实不一定让人感兴趣，奥运赛场，之所以让人牵肠挂肚，是因这里有人，有情感，是人与人的较量，是运动员情感的世界，更是体育迷在观看比赛时的情感变迁。所以，抓住人，释放情感，与观众共鸣共振，错不了。

想通了，才会有过程中喜怒哀乐的释放。当然，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用这种方式直播，演播室也成了“安全阀”，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的意外要面对。比如有一次，要直播颁奖仪式，导播要求快收尾进现场，正收着呢，导播耳机里突然告诉我们：现场有问题，你们接着说。一会儿刚要进现场，又有情况又接着说，最后那一段，我和宁辛撑了二十分钟，难怪观众会留言：这会儿两位有点儿唠叨啊！

轻松归轻松，奥运也自然提供思考。在那届奥运会上，中国的首金来得不如想象中早，被寄予厚望的选手连连失手，王义夫打出了不错的成绩，最后得了银牌，却没想到，在国内骂声一片。这骂声，在当时还不算发达的互联网上清清楚楚，让我很觉不平，也自然会在直播中，为银牌正名。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容易得到的银牌，竟然在一些国人的眼里，会与失败挂上钩？

金牌的滋味如何？虽然金牌在我嘴边，但真正的滋味，我身边的举重冠军占旭刚最清楚。从亚特兰大开始拿冠军，到悉尼奥运达到巅峰，成为传奇。体育场上没有永远的赢家，四年后的雅典奥运会，占旭刚居然连成绩都没有。不过，在这之后我反而想要请他吃饭了，只是到今天还没得逞。

这里，要讲一个澳大利亚在本届奥运上的首金故事。

其实，哪一个主办城市，都希望自己本国的选手夺得首金，悉尼奥运也是如此。他们预想的第一块金牌是女子铁人三项，参赛的两名澳大利亚选手，在世界排名前两位，澳大利亚人都认为：这块金牌跑不了。

比赛当天，万众瞩目，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比赛结束，另外一个国家选手异军突起，夺得冠军，澳大利亚选手，只夺得银牌。

按理说，骂声该起了。

但是没有，依然到处是笑脸，没有抱怨。第二天的报纸上，是亚军选手灿烂的笑容，还有她的一句话：“我为我能为自己的祖国夺得第一块奖牌而开心。”

这笑容与话语，感染得我都替她开心。

再想到同样获得银牌的王义夫，却千夫所指，像一个做错了什么事的悲剧人物。好在四年后的雅典奥运会上，王义夫再度出山击落金牌，让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完美收官。如果现在你有机会问他：金牌与银牌差别大吗？或许他会平淡地告诉你：太大了。

这平淡的回答中，感受可不平淡，是王义夫用自己的难过与委屈得出来的结论，字字是泪。

不过，后来，中国军团太顺也太帅了。当中国夺得第28块金牌之后，我顺手在白纸上“2”和“8”之间加上两个“0”，写下2008这个字样，对着镜头说：这28块金牌，或许正奇妙地预示着我们2008好运！

第二天，在北京的媒体同行，将我的这个举动和这段话登在了报纸上，我想大家都想在这一个巧合上讨一个吉利。只不过没想到的是，在中国夺得第28块金牌之后不到一年，在莫斯科，北京相对轻松地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而我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人。这之后，可能是因为在悉尼奥运会上的主持让大家的印象深刻，于是，《新周刊》杂志的一个大调查：你希望谁主持北京奥运？我“幸运”地排列在第一位；再后来，我的确在八年之后主持北京奥运直播。而这一切，都是从悉尼，这个让人曾经忧伤又欣喜的城市开始的。

所以，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自己，或许都该说上一句：谢谢悉尼！

又申奥了，能赢吗？

中国体育军团在悉尼大获成功，喜悦还并未完全退去，一个悬念再次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将决定哪一座城市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由于北京再度参与竞争，于是，7月13日的莫斯科，也就再度让中国人牵肠挂肚。

不过，面对莫斯科，已不像1993年面对蒙特卡洛。那一次，我们似乎并没有准备好落选，有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天真以及非我莫属的孩子心态，一票之差，让2000年奥运属于了悉尼，也实实在在给中国人上了一课：心平气和的课。争奥运的赛场，胜败乃兵家常事，在这个世界上，可不都是赢！

而这一回，面对7月13日的莫斯科，我能感觉到更多人想赢不怕输的心态转变。其实，这心态的转变正是成熟的一种标志，甚至，可能正是最后北京能够成功的因素之一。

我盼着北京赢，因为不仅期待见证自己生活的城市办一届奥运会，更重要的是，我期待着奥运这个搅拌棒，能为中国带来改变，不仅硬件，更在于软件。

不过，我从没想过会去莫斯科，会去主持北京申奥的直播。因为这与悉尼奥运的直播不是一回事。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2001年的春天，接到指令，我将去莫斯科，承担主持申奥直播的任务。

听到的那一瞬间，我有点儿蒙。不是兴奋，而是诧异：为什么？

这个答案，直到一年后才有了一个不知是真还是假的回答。

据说某一天领导们开会，定夺莫斯科申奥直播的主持人选，没多久，人选确定，大家打算散会，突然间，有一领导发问：如果在莫斯科，北京申奥失利怎么办？

领导们又坐下并陷入沉思。

这个问题与主持人是有关系的。假如北京申奥失利，那一瞬间，主持人该说些什么，又得体又不卑不亢，又能抚慰那一瞬间很多破碎并难过的心？

在1993年蒙特卡洛的北京申奥直播时，当北京一票之差落选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听到的是沉默；多年之后，当然不希望这一幕再演，所以，散会前的这一个提问有针对性。

于是，我的名字被提了上来。原因无非是从香港回归到当时，中央电视台直播的所有大事件，都是由我来主持，还没有出过差错，并且相信我：假如面对北京再度落选的结果，我会控制住局面，不至于失控或不得体。

很快，领导们达成共识，就他了。于是，我有了莫斯科之行。

也就是说，选中我，本身就是为假如北京申奥失利所做的一种准备。这说明经历了上一次申奥之后，人们的心态走向成熟，想赢的同时也做了不赢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说明，同七八年前相比，奥运热不仅没有降温，反而热度更高，万众瞩目，相关的准备与直播，恐怕也都压力巨大。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切，高兴与兴奋谈不上，反而是一种好奇夹杂着担心的心情。前去莫斯科的行装好准备，然而选择怎样的表情却最难。当行李箱的盖子即将合上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最后一件物品，我该放进去的是笑容，还是泪水？

我住“713”房间

从北京出发，一路上便做着各种各样的分析，分析自己，分析北京的对手。到达莫斯科之后，时常见到申奥代表团中的何振梁等资深人士，话题也离不开这一点。综合在一起，得出的结论是：有信心，没把握。

于是，心始终是悬着，任何一个小的巧合或暗示都会被放大地接收。

到达莫斯科，我们入住的是前苏联风格十足的乌克兰饭店，大部队浩浩荡荡地进入大堂，等着分钥匙。一位俄罗斯大妈给大家随意地分发，钥匙到我手里，我仔细一看笑了，我的房间号是“713”，也就是说，和申奥的日期相同。

看到这个巧合，我对围过来的同事说：行了，北京估计没问题，胜利的晚上，到我房间里来庆祝。

同事们都笑纳了这个乐观的建议。

虽然都笑着，当时的压力可不小。2008年奥运由哪一座城市来办，是由国际奥委会委员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这些委员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不同国家，他们不仅有本大洲的利益要考虑，还有国家利益要考虑，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情感，更何况，还有各申办城市几年间攻心的巧妙技巧，到最后，这一切聚在一起，会在投票时产生怎样的影响？还真是一个谜。

在莫斯科，也听何振梁老先生分析过，他当然能知道，百分之百会投中国北京的委员有谁，但是，除去这些铁定的投票者，那些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九十、八十甚至百分之六十会投北京票的委员，到最后关头，又会票落谁家？我能感觉到，连何老本人都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这恐怕也是何老脸上，表面平静，背后也隐藏着焦虑的原因所在。

除去实力与技术的因素，莫斯科城里也依然有一些不希望北京成功的个人或组织在活动，比如“藏独”，比如“法轮功”。

记得有一天早上，当我们走出饭店等班车的时候，看到很多藏族打扮的人，当时还有人说：“西藏体委也有人来了！”但马上有人提醒：“不对，这是‘藏独’，你看他们的旗帜。”

大家一看，果真如此，一瞬间，轻松的气氛变得凝重，只是，当时大家都不知该说些什么，该做些什么。

然而毕竟是在莫斯科，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开过来几辆警车，下来好多英武的俄罗斯特警，很短的时间，“藏独”分子与他们的旗帜都被装上汽车，很快开离了现场，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而类似的事情绝不仅仅这一次。

在7月13日当天直播时，又发生了绝对惊险的一幕。

当时我们是全天直播，按程序，五个申办城市一一陈述，做最后也是最精彩的自我展示。

相信大家都对北京的陈述印象深刻，尤其是何老的那句话：你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可以记入历史，但只有一个决定，可以创造历史。

然而这一切，我们的观众差一点儿没看到。

在北京之前陈述的城市，一个是日本的大阪，我们正在直播时，突然电视信号全都消失，好在经过简短过渡，我们播放了事先准备好的相关专题，直到信号恢复，又继续直播。由于当时不是北京的陈述，又经过了很迅速的直播处理，几乎没有观众感觉到什么。

可这是一次让所有在现场的人感觉到心惊肉跳的事件。

原来这是一些捣乱分子以为这些日本的亚洲面孔是中国人，于是，在外面，居然弄断了电缆的接口，导致信号全部消失。

好在他们弄错了，也只有在这样的事件中，我们感觉，马虎真是一个天大的优点。但有关方面可就马虎不得，从那之后，电缆端口一直由俄罗斯的保安把守，直到整个申奥过程全部结束。

在直播间听到这个变故，先是惊讶然后是庆幸：吉人自有天相，就当这一个恐怖的插曲，是为北京最后的成功做戏剧化的铺垫吧！

我比萨马兰奇早一分钟说了“北京”

决定胜负的一刻到了。

其实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比如在蒙特卡洛，我们直到最后一轮，才一票遗憾落选，而整个过程跌宕起伏，始终保有悬念。所以，这一次，虽然之前的分析预测都指向北京成功面更大，但我们毕竟从没有成功过的经验，因此，不敢太乐观，太自信。

然而，也正是这一种压抑的好奇与期待，才在释放的那一刻，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

仅仅第二轮，萨马兰奇就拿起了信封，走向发布台，显然，从信封的开口状态来看，结果出现了，而分析研究对手之后，能在第二轮就获胜的城市，我认定：只有北京。

按理说，那个时候主持人已不该说话，但我还是在萨马兰奇起身后，补上了一句：结果出来了，北京希望很大……

也就是说，我比萨马兰奇还早了一分钟，说出了“北京”。

果真，耳机里立即传来导播间的指令：“不能说，万一错了怎么办？”

其实这时，我心里已经有底，这话出口不是赌博，而是根据事前的准备与了解，第二轮获胜，只可能是北京。

于是，到了那一刻，还是萨马兰奇，还是对着全世界宣布，只不过，这一次，在他的口中，最后出现的城市不再是悉尼，而是北京。

“北京”二字一出，我相信，引爆了中国，当然，也点燃了中国通往未来的激情。像是没有停顿，“北京”字眼未落，所有的中国人都跳起来开始呐喊。

北京与您自己，在那一刻是怎样的状态，相信都是刻骨铭心；而莫斯科的演播室，三位主持人，宁辛、张斌和我，在高声尖叫甚至忘了还在直播之后，我们对着镜头端起了事先准备好的香槟酒，干杯庆祝，一饮而尽。

这一个镜头我们事后才知道，被国外多家主流电视机构切换播出，成为代表中国人庆祝胜利的一个标志性镜头。

在外面的导播间，中央电视台最早的奥运火炬手，体育中心主任马国力，在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之后，当众失声痛哭。这眼泪，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尊敬；这眼泪，清楚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二十来年，他为电视体育的努力，早已不是工作，而是一种梦想，莫斯科这一历史瞬间，正是对他过去二十多年追梦的回报。

七年之后，他并不是以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的身份投身北京奥运会，而是成为向全世界提供北京奥运会电视转播信号的公司管理者，与莫斯科时相比，七年后的马国力头发花白，然而依然拥有年轻的心。

不只是马国力一个人在落泪，以这种方式在莫斯科庆祝的人很多，当然，更多的是尖叫与兴奋击掌蹦跳的人们。在兴奋之中，我们在莫斯科的直播结束了，这个时候，两拨人进了演播室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拨，是对面，北京申奥竞争对手城市所在国家的电视机构的工作人员，来我们这儿祝贺北京成功，这祝贺真诚而让人感动，相信，也是克制了失望之后的举动。面对他们的祝贺，我似乎开始超越短暂的兴奋，看到了一种属于奥运的更大气的东西。第二拨，是中国申奥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屠铭德等人，他们一进来，就享受了我们英雄般的欢迎，而一个难忘的细节是，见我们桌子上饭盒里有剩下的包子，屠铭德一口气吃了两个，一边吃一边说：饿死了，真好吃！

这时的马国力（中）已经恢复了平静，只剩下发自内心的开心。他与我和方钢（悉尼奥运会时我们的导播，现在升官为主任）共同在莫斯科演播室里留下难忘瞬间，不能免俗，也用手指“V”一下。

我从这个举动中明白，他们好久没吃饭了，或者说，是吃不下。而获胜，让他们的饥饿感又再生了。

又隔了一会儿，我们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演播室内一个小小的十四寸监视器给牵住了，原来，在这台十四寸的监视器上，可以看到国内狂欢庆祝的直播。

看着天安门广场、世纪坛广场挤满了人，看着三环二环成了停车场，看着以前没见过的疯狂而兴奋的中国人，我突然开始想家。或许，在萨马兰奇宣布之前，在莫斯科身临其境是一个让人羡慕的机会，但是在北京获胜之后，最寂寞与痛苦的恰恰是在莫斯科，因为你无法在长安街上呐喊，在三环路上与他人分享。于是，我们只好对着电视屏幕目不转睛，并开始计算归程。

北京申奥胜利，在莫斯科的红场上，也得到了“列宁同志”的祝贺；可惜，祝贺完毕是要收现金的。在红场上，除去“列宁”，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民间特型演员，属于旅游创意产业。“列宁同志”与我握手之后，骄傲地告诉我：“我和毛泽东合过影！”拿出照片一看，原来是唐国强。

我原定14日晚从莫斯科回北京，但一个兴奋的意外，让我的归程不得不推迟一天。

当天晚上，一些同事在我的房间，也就是“713”，拿啤酒小小地庆祝了一下。

第二天中午，我们一群人，在马国力主任的率领下，到莫斯科街头找了一个小酒馆，开始忙碌之后的兴奋总结加庆祝。

那天我们喝的是俄罗斯的招牌酒伏特加，这酒下口容易，可越容易就越会让人忘了它超过40度的酒精含量，更何况狂喜中的我们，有着北京成功与直播成功的双重释放，于是，我似乎拿酒当上了饭，一两一个的杯子，头十几个我还清楚，后面的，我就不记得了。

等我醒过来，是在15日凌晨的乌克兰饭店的“713”房间，也就是说，我错过了头一天晚上回北京的航班。醒来之后，身体难受极了，从未有过的难受。然而，直到今天写到这里，我依然会笑，从不后悔。人的一生中，总要做些傻事，疯狂的事，牺牲了自己两天，换回一些含笑的回忆，值了。唯一不好意思的是，那宿醉，该给同事们添了不少的麻烦，不过，他们也正是我美好回忆中的一部分。

15日的晚上，我终于登上了回北京的飞机，机舱内，大部分是中国人，抑制不住的某种兴奋神情依然在机舱内发酵。因宿醉，我一路无话也无眠，与来时的焦躁不安相比，这归程前所未有地踏实。只不过，我知道，无论于我，还是北京又或者中国，一个新的梦想开始了，七年之后，北京会给世界怎样一个答案，而时间，又会给中国一个怎样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