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莉·莱恩的两个老情人站在火葬场礼拜堂的外头候着，背对着二月里的凛寒。该说的全都说过了，不过他们俩又重复了一遍。

“她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要了她的命。”

“知道的时候为时已晚。”

“真是病来如山倒啊。”

“可怜的莫莉。”

“呣。”

可怜的莫莉。事情开始于她在多尔切斯特烧烤店外扬手叫出租车时胳膊上的一阵麻痛，然后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有消失过。几个星期之内，她就已经记不大清很多事物的名字了。议会、化学、螺旋桨，忘了倒也罢了，可是连床、奶油和镜子都记不得，她可就不能原谅自己了。她是在一下子想不起叶形装饰和风干牛肉干的名号以后才去就医的，本来期望医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谁知却被送去查了又查，感觉上像是永远都查不完了。于是一转眼间，性情活跃的莫莉就成了她那位脾气乖张、占有欲极强的丈夫乔治的病室囚徒。莫莉是美食评论家，既睿智又迷人，又身兼摄影师和敢于创新的园艺家，连外相都爱过她，四十六岁上还翻得出完美的侧手翻。她堕入疯癫和痛苦的速度成了坊间八卦的谈资：先是身体的机能失去控制、幽默感随之全盘尽失，然后就是渐渐意识模糊，间以徒然的暴力挣扎和被人捂住嘴巴的痛苦嚎叫。

看到乔治的身影从礼拜堂里出来，莫莉的两个老情人退往杂草丛生的砾石小径。两人踏进一处椭圆形的玫瑰花床，花床边上树了块牌子，叫“追思花园”。每一株花茎都惨遭砍戮，距冰冻的地面只余几英寸高，莫莉生前对此种做法是深恶痛绝。小块草坪上遍布踩扁了的烟头，因为人们就是在这里等着前一拨参加追悼会的人群离场的。两位老朋友来回踱步的辰光，再次捡起之前已经以各种方式讨论过五六次的话题，因为这可比一起唱《朝圣之路》更让他们觉得安慰。

克利夫·林雷认识莫莉在先，早在六八年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当时两人一起在“健康谷”同居，不断地搬来搬去，情形真是混乱不堪。

“走的方式实在可怕。”

他注视着自己呼出来的白气飘散入灰色的空气。今天伦敦中心地区的气温据说降到了零下十一度——零下十一度，这个世界真是出了大问题了，而为此既不能责怪上帝的存在也不能归罪于上帝的缺位。人类的第一次违抗圣命，人类的堕落，一个下行音型，双簧管，奏出九个、十个音符。克利夫对于音高的判定具有绝佳的天赋，听着它们从G调依次下行，根本就无需记谱。

他继续道：“我是说她死的方式，这么无知无识，就像动物。就这么衰竭下去，受尽屈辱，根本来不及安排后事，甚至来不及说声再见。疾病就这么悄悄上了身，然后……”

他耸耸肩膀。两人走到了备受践踏的草坪尽头，掉头再往回走。

“她宁可自杀也不愿落得如此下场。”弗农·哈利戴说。他七四年曾经跟她在巴黎住过一年，当时他在路透社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莫莉则为《时尚》杂志干点杂活。

“脑死亡，而且还处在乔治的魔爪之下。”克利夫道。

乔治这位可悲、富有的出版商对她是百般宠爱，尽管她对他一直都颐指气使，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并没有离开他。他们俩看见乔治正站在礼拜堂门外，接受一群哀悼者的慰问。她的死倒是抬高了他，不再受到众人的鄙夷。他看上去像是长高了一两英寸，后背挺直了，声音也低沉了，一种新生的尊严把他那原本求肯、贪婪的眼睛都收窄了。他拒绝将她送往疗养院，而是亲手来照顾她。更有甚者，在早先大家还想探望她的时候，都要通过他的审查。克利夫和弗农受到严格限制，因为他们被认为在见面时容易使她兴奋，见面后又会使她对自己的病情悲观绝望。另一位关键的男性外相大人，同样也被列入黑名单。大家开始议论纷纷，有几个闲话专栏还不指名道姓地进行过影射。再后来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传出消息说她已经绝非昔日的莫莉，大家也都不再想去看她，倒是很高兴乔治充当了挡箭牌。不过，克利夫和弗农则一如既往地以憎恶他为乐。

他们再次折返时，弗农兜里的手机响了。他道声歉后退到一边去接电话，留下他的朋友独自前行。克利夫紧了紧大衣，放慢脚步。现在，身穿黑衣挤在礼拜堂外面的足有两百多号人了，再耽搁着不走过去跟乔治说点什么就显得很无礼了。他终究还是得到了她，在她连镜子里自己的脸都不认识的时候。他对于她的风流韵事束手无策，可到了最后，她还是完完全全属于了他。克利夫的双脚都快冻木了，跺脚的节奏又使他想起那十个音符的下行音型，渐慢，英国管柔和地扬起，与大提琴形成对位，宛若镜中映像，她的脸也在其中——大结局。现在他只想回到温暖、寂静的工作室，回到钢琴和未完成的乐谱旁，把乐谱写完。他听到弗农在结束通话，“好的。重写导言，放第四版。我一两个小时后到。”然后他对克利夫道：“该死的以色列人。咱们该溜达过去了吧。”

“我想是的。”

可是两个人却又围着草坪转了一圈，因为他们毕竟是为埋葬莫莉来的。

弗农努力集中精神，排除办公室的糟心事儿。“她可真是个可人儿。还记得台球桌上那一幕吧。”

一九七八年，一帮朋友在苏格兰租了幢大房子过圣诞。莫莉当时交往的是个叫布兰迪的王室法律顾问，两个人在一张废弃的台球桌上表演亚当和夏娃的活人造型，他只穿了条小紧身内裤，她只剩下胸罩和内裤，一个球杆托儿当那条蛇，一个红球当苹果。可是这故事以讹传讹之后的结果，出现在一个讣告当中就成了莫莉“曾于某平安夜在某苏格兰城堡的台球桌上全裸跳舞”了，即便当时在场的有些人的记忆也被修订成了这样。

“是个可人儿。”克利夫赞同道。

她当时假装去咬那个苹果的时候曾直直地望着他，咬得咯咯响的牙齿间露出淫猥的微笑，一只手支在撅起来的屁股上，就像杂耍戏院里戏仿的妓女形象。他认为她接收他眼神的方式是个信号，果不其然，他们俩在那年四月再度复合。她搬到他南肯辛顿的工作室，度过了整个夏天。当时大约正是她写的餐馆评论专栏刚起步的阶段，跑到电视上公然抨击《米其林指南》是“美食上的媚俗”。也正逢他自己的事业首度时来运转之际，他的《管弦乐变奏曲》在皇家节日音乐厅上演。破镜重圆。她或许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他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他了。十年的光阴没有虚掷，他已经学得了些经验，放手让莫莉来引导他。不论干什么，他一直是全力以赴的。她教他偷潜性爱的技巧，也就是偶尔要静止不动。一动不动地躺好，就像这样，看着我，认认真真地看着我。我们就是定时炸弹。他当时快三十了，照今天的标准算大器晚成的了。当莫莉找好自己的住处要打包走人时，他求她嫁给他。她吻了吻他，在他的耳边悄声引述：“他娶一个女人是为防她离他而去／如今她却整天赖着不肯走了。”她是对的，因为自她走后，独处的滋味快乐无比，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又写出了《秋歌三曲》。

“你可曾从她身上学到过什么东西？”克利夫突然问道。

八十年代中期，弗农也跟她来了个梅开二度，那是在翁布里亚（翁布里亚（Umbria）为意大利中部大区，范围包括佩鲁贾和特尔尼两省。）的一幢度假屋。当时他是如今他主编的这份报纸的驻罗马记者，已经成家立业。

“性爱的事儿我总是记不住，”他踌躇了一会儿道，“我肯定应该是非常棒。不过我的确记得她教我认识牛肝菌，怎么采摘，怎么烹饪。”

克利夫认为这是虚晃一枪，决定不再跟他推心置腹。他朝礼拜堂的门口张了张。他们是该进去了。他突然溜出一句相当残忍的话，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你知道，我真该娶了她。在她开始昏迷的时候就拿个枕头什么的闷死她，免得大家都来可怜她。”

弗农呵呵笑着引他的朋友离开“追思花园”。“说说容易。我可以想见你在放风的院子里给犯人们写颂歌呢，就像那个谁，那个搞妇女参政运动的女人。”

“伊瑟尔·斯密斯（伊瑟尔·斯密斯（Ethel Smyth，1858—1944），英国作曲家兼妇女参政运动的领导人。）。我铁定比她要写得好。”

参加葬礼的莫莉的朋友们并不想跑到火葬场里来，可乔治摆明了不想搞任何追思仪式。他可不想听老婆的三位老情人公开在圣马丁或圣詹姆斯教堂的讲道台上交换什么意见，或者在他本人致悼词时在底下挤眉弄眼。克利夫和弗农进门之际，听到的是鸡尾酒会上熟悉的嗡鸣。没有香槟酒托盘，也没有饭店里幕墙的回声，不过除此以外跟画展的开幕或是媒体投放会也没什么两样。有那么多面孔是克利夫从来没有在日光底下照过面的，看起来可真是恐怖，活像是僵尸直立起来欢迎刚死的新鬼。一阵愤世嫉俗的情绪发作之下，他迅速穿过那一阵嘈杂，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也不理，有人拽他的胳膊他干脆甩脱，继续朝乔治站立的位置走去，乔治正跟两个女人和一个呢帽手杖的干瘪老头儿说话。

“太冷了，我们得走了。”克利夫听到有个声音叫道，但此时此刻谁都甭想挣脱社交场合的向心力。他已经把弗农给丢了，弗农被某个电视频道的老板给拉到了一边。

最后，克利夫以适度的诚恳态度握住了乔治的手，“告别仪式非常出色。”

“非常感谢您的到来。”

她的死使他高贵了起来。那种静静的庄严绝非乔治平素的风格，他一贯既阴郁冷酷又索求无度；既急于求得他人的喜欢，又不能将友谊视作理所应当——这是巨富们才有的一种负担。

“实在是失礼，”他又道，“这两位是芬奇姐妹，薇拉和米尼，莫莉在波士顿的时候就认识她们了。这位是克利夫·林雷。”

他们握了握手。

“您就是那位作曲家吧？”薇拉或者是米尼问道。

“不才正是。”

“真是莫大的荣幸，林雷先生。我十一岁的孙女小提琴晋级考试，拉的就是您的小奏鸣曲，她真是非常喜欢这部作品。”

“听您这么一说，我非常高兴。”

想到小朋友来演奏他的音乐，他多少有些沮丧。

“这位，”乔治介绍道，“也来自美国，哈特·普尔曼先生。”

“哈特·普尔曼。终于有缘得见。您还记得我将您的《愤怒组诗》谱写为管弦爵士乐吗？”

普尔曼是“垮掉一代”的诗人，凯鲁亚克那一代人的最后孑遗，简直像一只皱缩的小蜥蜴，连把脖子仰起来看克利夫一眼都很困难。“这些日子以来我什么事都不记得，什么狗屁事都不记得了，”他的声音尖厉轻快，“不过既然你说有，那就肯定是有过的喽。”

“可是您竟然还记得莫莉，”克利夫道。

“谁？”普尔曼把脸绷了有两秒钟，然后咯咯笑着，伸出瘦长的白色手指抓住克利夫的前臂。“那是自然，”他用他那兔八哥的声音道，“莫莉跟我的交情可要追溯到六五年的纽约东村呢。我记得莫莉，乖乖不得了！”

克利夫在心算的时候注意掩饰住自己的不安。那年的六月她年方二八。为何从未听她提起呢？他以中性的态度询问道。

“她是去参加爱心之夏吧，我想。”

“呃，呃。她是来参加我的主显节之夜（主显节（Twelfth Day）即耶稣诞生后的第十二天：一月六号，主显节之夜是一月五号的夜晚。这个日期可远早于克利夫敢于推测的夏天。）的派对。这小妞可真不是盖的，对吧乔治？”

依法论处该判这老东西强奸。比他还早了三年。她从没跟他提过哈特·普尔曼，而且，她不是也去看过《愤怒组诗》的首演吗？演出结束后她不也去了庆功宴？他不记得了，什么狗屁事都不记得了。

乔治已经背过身去跟那对美国姐妹谈了起来。克利夫细想之下觉得不会有任何损失，就把手握成卷筒状，俯在普尔曼的耳朵上。

“你从来都没操过她，你这个满嘴喷粪的老爬虫。她才不会堕落至此呢。”

当时他本来并不想走开的，因为他想听听他的答话，可是两群吵吵嚷嚷的人一左一右突然插了进来，一群是为了向乔治表达慰问，另一群则是向诗人表达仰慕的，推推搡搡之下，克利夫发现自己已获自由之身，也就顺势走开了。哈特·普尔曼和年方豆蔻的莫莉。心里一阵恶心，他重新挤过人群，找到一块小小的空地站将下来，暗自庆幸没有人理睬他，望着周遭那些谈得不亦乐乎的朋友和熟人。他觉得他自己才是唯一想念莫莉的那个人。如果他当真娶了莫莉，也许比乔治还要糟糕，连这场聚会他都容忍不了，也会受不了她的无助。从那个小小的棕色方形塑料药瓶里倒出三十粒安眠药片，备好臼和杵，还有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三汤匙黄白色的药泥。她在服用的时候看了看他，仿佛她心里有数。他用左手抠住她的下巴，以免药汁洒了出来。她睡着了以后他就抱住她，一直到天亮。

别人谁都没有想念她。他四顾看着周遭这帮吊唁的人群，有很多跟他、跟莫莉同龄，上下相差不过一两岁。他们是何等兴旺发达，何等有权有势，在这个他们几乎蔑视了有十七年之久的政府底下，他们是何等地繁荣昌盛。说起我这一代人：多有能量，多么幸运。在战后的新建社区喝着国家自己的母乳和果汁长大，由父母没有保障、来历清白的富足所供养，成年以后有充足的就业机会，全新的大学，鲜亮的平装本书籍，文学全盛时期的摇滚乐，可以负担得起的理想。当梯子在他们身后崩塌，当国家撤回她的乳头变成一个高声责骂的悍妇时，他们已经安全了，他们已经巩固了，他们安定下来致力于塑造这个或是那个——品味，观点，财富。

他听到一个女人快活地大喊：“我手脚都没知觉了，我得走了！”他转过身来，看到身后的一个年轻人正打算抬手碰一下他的肩膀。年轻人二十五岁左右，秃顶，也许是剃的光头，穿了身灰色衣装，没穿大衣。

“林雷先生，很抱歉打扰了您的思绪。”那人道，把手缩了回去。

克利夫以为他是个音乐家，或是来要他签名的什么人，于是把脸色调整到耐心的假面。“没关系。”

“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过去跟外相说几句话。他很想见您一面。”

克利夫噘起了嘴唇。他可不想被介绍给朱利安·加莫尼，不过也不想怠慢他。他已无路可逃。“头前带路。”他说，被带领着从一帮帮朋友身边走过，有几位朋友猜出他要去哪儿，想把他从那位向导手里拉回来。

“嘿，林雷。不要跟敌人枉费唇舌！”

说是敌人一点都不假。他有什么好？一个相貌怪异的家伙：大脑壳，拳曲的黑色头发，倒都是原装正版，脸色是可怕的死鱼肚的白，冷酷削薄的嘴唇。他就靠贩卖一套仇外、制裁的平庸货色在政治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弗农的剖析总是一针见血：身居高位的混蛋，床上的淫棍。可就凭这一点，她应该随处都找得到的呀。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肯定还有不为人知的天赋，他还准备向首相的高位发起挑战呢。

那位副官把克利夫带到加莫尼面前，他身边围绕着一圈马蹄铁形状的人群，像是在发表一番演说或是讲个什么故事。他马上停下话头握住克利夫的手，热情地低语道：“多年悬想，终于得见。”仿佛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个人。

“幸会幸会。”

加莫尼抬高声音，为的是让大家都听见，人群中有两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一看就是不诚实都挂在脸上的政治狗仔记者。外相大人在表演，克利夫不过成了趁手的道具。“您的好几首钢琴曲内子都烂熟于心。”

又来了。克利夫不禁怀疑：难道果如年轻一代的某些乐评人所言，他的天才已经被驯化，变得甜腻无比，真成了“思想家的小甜饼”——格雷茨基（麦克尤恩的原文用的是：the thinking man's Gorecki——明显是化用一个英伦英语里的成语：the thinking man's crumpet，意为又美貌又有头脑的性感女性（最早的出处是英国喜剧作家兼电视名人Frank Muir在1960年代对著名记者兼电视节目主持人Joan Bakewell的称呼）。格雷茨基（Henryk Górecki，1933—）则是波兰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家，是后斯大林时代波兰先锋派音乐的领军人物，之所以拿他来说事儿或许是因为他的代表作《哀歌交响曲》在1992年重新灌录后销量超过了百万张，这个销量是20世纪所有作曲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如此一来，他也就自然成了“媚俗”、“甜腻”的象征。）一流的人物？

“尊夫人一定很出色。”他道。

自打上一次近距离跟政客接触以来已经有些日子了，他已经忘了他们这类人物那眼神的流动，一刻不停地巡视周围，看有没有新的听众或背叛者，或者附近有没有职位更高的大人物现身，有没有别的重大机遇稍纵即逝。

加莫尼眼下就在四处张望，确保他的观众不会散开。“她是了不起。读的是金史密斯学院（伦敦大学的金史密斯学院以女生所占比例高达65%著称。），然后在伦敦市政厅供职。前途未可限量呀……”他停顿一下，以达到喜剧效果，“然后她就遇到了我，选择了医药业。”

只有副官和另一位他的雇员，一位女性，窃笑了几声。那几个记者则无动于衷。也许这一套他们早都听他说过了。

外相的目光已经重新落回到克利夫身上。“还有一件事儿，我想祝贺您获得了正式委托，创作千禧年交响曲。您大概还不知道，最后的决定权直接惊动了内阁吧？”

“我有所耳闻。而您投了我的赞成票。”

克利夫放任自己表现出厌烦的调调，而加莫尼的反应则好像他已经受到了千恩万谢。“也没什么，我也只能尽此绵薄之力。我的有些同僚更倾向于那位流行歌星，就是前披头士成员的那家伙。不管怎么说，曲子写得怎么样啦，快完稿了吧？”

“快了。”

他的四肢已经麻木了足有半个钟头，不过直到此时凛寒才终于将他裹在了垓心。他的工作室里是何等的温暖，他只需穿件衬衫，舒舒服服地完成交响乐的最后几页，首演也没几个星期了。他已经错过了两次最后期限，他真渴望快点回家。

他伸出手来跟加莫尼道别，“真是幸会。我得先走一步了。”

可是外相大人并没有理他的手，仍旧越过了他侃侃而谈，显然从这位著名作曲家的在场当中还能再多榨点东西出来。

“您知道吗，我经常在想，正是像您这样的艺术家们享受到的创作自由，才使我的工作多少具有了价值……”

类似风格的话语滔滔汩汩，不绝如缕，克利夫在望着他的时候并没有在表情上带出他越来越厌烦的心情。加莫尼跟他也是同一代人，身居高位已经将他跟一个陌生人平等谈话的能力腐蚀殆尽。也许这就是他在床上带给她的东西：这种“非人”的特质带来的刺激。一个男人在众多镜子面前痉挛抽搐。不过，她当然更喜欢情感的温存。一动不动地躺好，看着我，认认真真地看着我。也许莫莉和加莫尼之间不过是个错误，如若不然，克利夫真会觉得无法忍受了。

外相大人归结了他的长篇大论：“正是传统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模样。”

“我一直在纳闷，”克利夫对莫莉的老情人道，“不知道您是否还赞成绞刑？”

加莫尼处理起此类突发事件来早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不过，他的目光还是冷酷了起来。

“我想大多数人都清楚我在这件事上的立场。不过同时呢，我也很高兴接受上下两院的观点以及内阁的集体责任制。”他已经摆好了架势准备应战，同时又不失风度。

那两位记者挤近了一些，紧握着笔记本。

“我记得您曾有次在演讲中说纳尔逊·曼德拉活该被绞死。”

下月就要出访南非的加莫尼笑得仍旧很镇定，那个演讲最近又被弗农的报纸相当下流地挖了出来。“我想，揪住一个人还是在头脑发热的学生时代说的话不放，这有失厚道吧。”他停顿一下咯咯一笑，“都差不多三十年前的旧事了。我敢说您本人也一定说过或是想到过煞是惊人的狂言吧。”

“这是自然，”克利夫道，“这正是我要说的重点。如果您当时一意孤行，现在也就不会再有多少重新考虑的机会了。”

加莫尼微微颔首表示赞同，“观点足够公允。可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林雷先生，没有任何一种司法制度是可以避免人为错误的。”

然后，外相做了件很出格的事，这件事非但将克利夫对政府部门的印象毁于一旦，而且回顾起来他不得不表示钦佩。加莫尼伸出手来，食指和拇指抓住克利夫大衣的衣领，把他拽近一步，把声音压低到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以听见的耳语。

“我最后一次见到莫莉的时候她跟我说你阳痿，而且一直就阳痿。”

“一派胡言——她绝不会这么说！”

“你当然不会承认。这么着，我们可以当着这边的这些绅士公开大声地讨论一下你的阳痿问题，要么你就别再多管闲事，愉快地跟我道个别。意思就是，滚你娘的！”

这番话讲得又快又急，话音未落，加莫尼已然身体后仰，一面握住作曲家的手上下摇晃，一面眉开眼笑，还大声对副官道：“林雷先生已经愉快地接受了晚餐邀请。”最后这句话可能是个事先约定的信号，因为那位年轻人马上走上前来把克利夫领开，此时加莫尼背转身去对那两个记者道：“了不起的人物啊，克利夫·林雷。直言不讳地表明不同的看法同时还能继续做朋友，这岂不正是文明生活的精髓之所在吗，你们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