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西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起来的一所大学——而不是三所。南开的人少、钱少、物质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是另两个学校分摊,其中清华占了有多一半。三个学校基本上合成一个,而且合作得很好,抗战后酝酿联合政府的时候,有人就曾提出来,说:“西南联大联合的那么好,联合政府为什么就不能呢?不如请三个学校的校长来做联合政府的委员。”不过也有联不好的,像西北联大联了一年就垮台了,因为它原来几个学校就是不一样的,后来硬把它们捏在一起,矛盾闹得非常厉害,以致无法维持。西南联大却是一直都联合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出身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清华出身的,由此可见这三个学校彼此之间血缘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不然可能也合不到一起。

三个学校合并以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实际上是做官了,不常来,我在昆明七年只见过他一面。他那次来向学生做了一次讲话,不过张伯苓好像并不是很学术性,言谈话语之间还带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满口的天津腔。他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说:“我听说你们学生烦闷,你有什么可烦闷的?烦闷是你糊涂。”蒋梦麟以前是教育部长,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务,对学校里边的事情不怎么管,实际上联大校长一直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务长,所以我们写呈文的时候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工作成绩还是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联合起来,而且一直联合得很好,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确实挺有办法。而且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

西南联大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工学院主要就是清华的,其余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师范学院,是云南教育厅提出合办的,比较特殊。云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联大给云南培养些教师,我想联大也不好拒绝,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先调云南中学的教师来上,后来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们看来,师范学院有点像“副牌”,比如我们有历史系,可师范学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虑到将来到中学教书,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地理,所以两门一起学。再如他们有个“理化系”,可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是分开的,课程的内容和他们也不一样。

西南联大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块,其中,工学院在拓东路,在昆明城的东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挂“西南联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长办公室以及学校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我们住在校本部,是新盖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实只是泥墙茅草棚的房子。

那时候的学生比起今天实在太少了,工学院的学生是最多的,总共不过四五百人。工学院五个系,土木、电机、机械、化工、航空,有一个航空系的同学跟我很熟,带我去参观,看那些风洞器、流体实验之类,像是很先进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学院,记得普通物理课的第一个实验是落体实验,仪器都是国外的,物体在自由状态下下落的时候越来越快,通过振动仪在玻璃板上划出一条曲线,然后根据测量曲线两点间的距离得到各种数据。实验时需要用一块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调的,那是学国外的规矩,因为酒精挥发得快,一下就干了,可以立即进行实验,要用水的话还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贵得多,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奢侈,可见那时候做实验一点都不含糊,比我们中学的时候强多了。而且工学院的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所以后来批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并不都是那样。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干,就是没人家熟练,笨手笨脚的。

文、法、理三个学院有多少学生我没有统计过,加起来不过七八百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大概一级总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历史系每年招十几个人,哲学系人最少,每年只有两三个人。可是我那一年历史系人特别多,总得有二十个。法学院包括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商学系和社会系,因为我上过政治系两年课,知道他们一年也就六七个人,法律系基本上也是这个数字,只有经济系的人比较多,一年总有四五十人。我想这大概和将来就业有关系,学经济的毕业以后出路好一点,可是其他的,比如学政治的,出来你干什么?做官也没你的份。理学院里数学系人最少,我们四十三级那一届只有三个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四十二级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个人,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个尖子,包括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号称“三大才子”,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个院子,地方就那么一点儿,房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学院的老师,虽然并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几乎天天见面的。而且我们还常听同学讲那些老师的小段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候对老师也不大恭敬。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钟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徐宝騄,都是刚回国。徐宝騄搞统计学,据说非常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权威,后来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就说:“就是那个瘸子。”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划圆圈。

上面说的是理学院的老师,文学院的更是天天见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对于学生就不一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书,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只是挂个名。还有雷海宗先生,后来在南开,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后来台湾大学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长,除了刚才说的那几个人,还有钱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里,所以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北京大学,虽则不用北京大学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