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人把涅日丹诺夫引进一间很清洁又很宽敞的屋子，它的窗户是朝着花园开的。这个时候窗户大开，一阵微风轻轻地吹起白色的窗帷，它们胀得像帆一样，微微向上升起，接着又落了下去。金色的反光缓缓地在天花板上滑动；整个屋子里充满了春天的新鲜而微带湿意的香气。涅日丹诺夫遣开了仆人，取出箱子里的东西，洗了脸，换好了衣服。这次旅行使他倦得要命；整整两天的功夫他始终同一个陌生人坐在一块儿，就跟这个人谈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毫无用处的话，他的神经受到了刺激；一种痛苦（这并不全是烦闷，也不全是怨恨）偷偷地钻进了他的灵魂的深处；他恼恨自己没有勇气，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

他走到窗前去看下面的花园。这是一所很古老的园子，土壤是富饶的黑土，像这样的园子在莫斯科附近是很难见到的。花园筑在一座微斜的小山的长长斜坡上，园内分成四个明显的部分。在宅子前面两百步的光景，有一个花圃，还有几条笔直的沙土的小径，有大丛的洋槐和丁香，又有几个圆形的花坛；左面，穿过马房的院子一直到打谷场的是果树园，密密地种着苹果树、梨树、李树、红醋栗树和覆盆子；正对着宅子高高地耸起一条菩提树林阴路，两边枝杈相交，成了一个大的正方形。右面的视线让种着两排银色白杨的大路挡住了；在一丛垂桦的后面现出来一座温室的斜顶。整个园子披上了一层初春的嫩绿；夏天有的昆虫的喧嚣在这个时候还听不见；嫩叶轻轻地发响，燕雀在什么地方歌唱，两只斑鸠在同一棵树上咕咕地叫起来，一只孤单的布谷鸟每叫一声便要换一个地方；从水车贮水池的那一面远远地传来一阵白嘴鸦的噪声，好像许多大车车轮在一块儿轧轧地滚动，在这一切新鲜、幽静、和平的生活上面，明亮的白云缓缓地飘浮着，露出它们丰满的胸脯，很像一些懒惰的大鸟。涅日丹诺夫凝视着，倾听着，张开他的凉凉的嘴唇吸着新鲜的空气……

他的心轻松多了；他感到了宁静。

这个时候在楼下的寝室里别人正在谈论他。西皮亚金告诉他的妻子他怎样认识涅日丹诺夫，Г公爵对他讲了一些什么，还有他同涅日丹诺夫在路上谈了些什么话。

“是个聪明的家伙呢！”他反复地说，“学问倒不错；固然他是个赤色分子，可是你知道，我是不在乎的；至少这种人是有抱负的。而且科利亚又太小，还不会学到他那些胡话。”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带着温柔的、同时又有一点儿嘲笑味道的微笑，听她的丈夫讲话，好像他在向她承认自己做了什么古怪而有趣的恶作剧似的；她想她的“seigneur et matre（法语：君主和主人。）”，这样一位堂堂的绅士和大官，居然能够像二十岁的年轻人那样突然想起做一件调皮的事，她甚至感到满意。西皮亚金站在镜子前面，他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挂着一副浅蓝色丝吊带，正照着英国人的习惯用两把刷子分刷他的头发；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却缩起她那双穿皮鞋的脚坐到一张矮矮的土耳其式横榻上，告诉他家里的各种消息。她讲到纸厂的事，说纸厂——真不幸！——并不像所期望的那样办得好；她又讲到厨子，说他们早就该换厨子了；她讲到教堂墙壁上的灰泥脱落了；她还讲到玛丽安娜，也讲到卡洛梅伊采夫……

在这对夫妇之间有一种真正的和睦与信任；他们确实过着古时候人所说的“爱与和睦”的生活；西皮亚金梳好头发，便学着古骑士的样子要求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把她的“小手”伸给他，她把两只手都伸给他了，一面带着柔媚的得意看他依次地吻了她的双手，——这个时候两人脸上表露的感情都是善良的、正直的，不过在她一方面这种感情反映在那双值得拉斐尔的画笔的美目里，而在他一方面却是从一对普通将军的“眼睛”里映出来的了。

涅日丹诺夫五点钟准时下楼吃午饭，通知开饭的信号不是摇铃，却是敲中国的“铜锣”。全家的人已经在饭厅里面了。西皮亚金的脑袋在高领结上面摇动，又一次对涅日丹诺夫表示欢迎，请他在安娜·扎哈罗夫娜同科利亚中间的坐位上坐下。安娜·扎哈罗夫娜是一个老处女，她是西皮亚金亡父的妹妹；她的身上有一股樟脑的气味，就像在箱子里放了很久的旧衣服的气味一样，而且她老是带着焦躁、忧愁的样子。她在这个家里担任科利亚的保姆或者家庭教师一类的职务；因此涅日丹诺夫给指定在她同她照管的孩子中间坐下的时候，她那张起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不高兴的表情。科利亚斜起眼睛偷看他的新邻人；这个聪明的孩子很快地就看出来教师有点儿不好意思，局促不安；他不抬起眼睛，也不大吃东西。这使得科利亚很高兴；在这以前他一直担心他的教师是一个脾气暴躁而且很严厉的人。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也在看涅日丹诺夫。

“他看来像个大学生，”她想道，“他还没有进过交际场呢，可是他一张脸倒生得漂亮，他头发的颜色也特别，跟一个使徒的头发一样，古代意大利的画家总是把那个使徒画成红头发的；他的手也很干净。”的确在座的每个人都在看涅日丹诺夫，而且他们好像怜悯他，起初一个时候不去打扰他；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心里暗暗地高兴，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他同时又有点儿生气。桌上卡洛梅伊采夫同西皮亚金两个在谈话。他们谈到地方自治会，谈到省长，谈到修筑道路的劳役，谈到赎回土地的契约，他们又谈到他们在彼得堡同莫斯科两个地方的共同的朋友，谈到刚刚得势的卡特科夫先生的学校（卡特科夫的学校就是在这一年（1868）开办的。），谈到招募工人的困难，谈到罚款和牲畜对田地的损害，他们还谈到俾斯麦（奥托·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的政治家，顽固的保皇党人和“铁血宰相”。），谈到六六年的战争（指一八六六年俄国对布哈拉统治者的战争。布哈拉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重要城市。），谈到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拿破仑（1808—1873），拿破仑一世的侄儿。他是一个反动的政治家。一八四八年底当选法国总统，一八五二年底发动政变，自封为皇帝，一八七○年战败，让普鲁士军队俘虏，后被废。），卡洛梅伊采夫恭维拿破仑三世是一个非常的人物。这个年轻的“侍从”居然随意发挥他的最反动的见解；他甚至于提议为他认识的一位绅士的榜样（显然他是在开玩笑）干杯，据说这位激昂的地主在某一家命名日的宴会上大声嚷着：“我只为我所承认的惟一的原则干杯，为笞刑干杯，为罗德列尔（彼·路·罗德列尔伯爵（1754—1835），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干杯！”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皱了皱眉头，她说他引用的这几句话——de très mauvais got（法语：太煞风景。）。然而西皮亚金却发表了极端自由主义的见解，他客气地反驳了卡洛梅伊采夫，他讲话没有顾忌；甚至稍微挖苦了他几句。

“您对于农奴解放的恐惧，亲爱的谢苗·彼得罗维奇，”西皮亚金谈了一些别的事，又对卡洛梅伊采夫说，“叫我想起了我们那位可尊敬的、最善良的朋友阿列克谢·伊万内奇·特韦里季诺夫在一八六〇年写的请愿书。他拿着它，在彼得堡漂亮的客厅里不断地朗诵。里面有一句挺妙的话讲到解放后的农奴一定要拿着火把走遍全国。可惜您没有看见我们那位亲爱的好阿列克谢·伊万内奇鼓起两腮，眼睛睁得圆圆的，张开孩子似的小嘴说：‘火—火把！火—火把！拿着火—火把到处走！’现在解放（指一八六一年宣布废除俄国农奴制度的事实。）已经成了事实……拿着火把的农民又在哪儿呢？”

“特韦里季诺夫只讲错了一点儿，”卡洛梅伊采夫带了忧郁的调子说，“拿着火把到处走的并不是农民，却是另外一种人。”

在这以前涅日丹诺夫简直没有注意到那位坐在斜对面的玛丽安娜，现在听了这句话，他突然把眼光射到她的脸上，她也正把眼光射了过来，他们对看了一眼，他立刻觉得这个愁眉苦脸的姑娘和他是有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主张的。西皮亚金把她介绍给他的时候，她没有给他留下一点儿印象；那么为什么他单单要同她交换这一瞥眼光呢？他暗暗地这样问他自己：坐在这儿静静地听这种意见，也不出声反驳，他的沉默可能让人误会他自己赞成它们，这是不是卑鄙可耻的事呢？涅日丹诺夫又看了玛丽安娜一眼，他觉得在她的眼里看到了对他的疑问的一个答复，她的眼睛仿佛在说：“等一等吧；现在还不是时候……不值得这样……以后吧；总来得及的……”

他想到她了解他，觉得高兴。他又去听他们谈话。现在是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接替她的丈夫讲话了，她讲得比她的丈夫更自由，更进步。她不明白，“简直不明白，”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年纪又轻，怎么会拥护这种陈腐的观念！

“不过我相信，”她接着又说，“您只是拿它当俏皮话说的！至于您，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她掉过脸对着涅日丹诺夫殷勤地笑了笑（他暗暗地奇怪她怎么知道他的教名同父名），“我知道您不会有谢苗·彼得罗维奇的那种担心，鲍里斯已经对我讲过您跟他在路上谈了些什么话。”

涅日丹诺夫红了脸，低头望着他面前的盘子，低声含糊地说了几句听不清楚的话；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害怕，倒是因为他还没有习惯同这种上流社会的太太交谈。西皮亚金娜仍然对他微笑，她的丈夫带着保护人的神气表示赞成她的意思……卡洛梅伊采夫不慌不忙地把他那单眼镜嵌在他的眉毛和鼻子的中间，不转睛地望着这个敢于不同意他的“担心”的大学生。可是用很难窘住涅日丹诺夫；刚刚相反，他马上挺起腰来，也照样盯着这个上流社会的官僚：就像先前突然感觉到玛丽安娜是他的同志那样，现在他突然觉得卡洛梅伊采夫是一个敌人了！卡洛梅伊采夫也有这样一种感觉；他让他的单眼镜落了下来，把脑袋掉向一边，他想勉强笑一笑……可是他笑不出来；只有那个一向暗中崇拜他的安娜·扎哈罗夫娜在心里拥护他，她因此更加憎恨这个把她跟科利亚隔开了的讨厌的邻人了。

午饭不久便吃完了。大家都到阳台上去喝咖啡；西皮亚金同卡洛梅伊采夫点燃了雪茄烟。西皮亚金敬了涅日丹诺夫一支真正的古巴出产的上等雪茄烟，可是他推辞了。

“啊！不错！”西皮亚金大声说，“我忘了：您只抽您自己的纸烟。”

“古怪的嗜好。”卡洛梅伊采夫哼出了这句话。

涅日丹诺夫差一点儿要发作了。他几乎要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很清楚上等雪茄和纸烟的两种不同的味道，不过我不想领旁人的情罢了。”……可是他极力忍住了，不过他马上把这第二次的侮辱记在他的仇人的账上。

“玛丽安娜！”西皮亚金娜突然大声说道，“你用不着在这位生客面前客气……你尽管抽你的纸烟吧。并且，我听说，”她掉过头对涅日丹诺夫说，“您的朋友里面年轻小姐都抽烟吗？”

“太太，的确是这样。”涅日丹诺夫淡淡地答道。这是他对西皮亚金娜说的第一句话。

“我却不抽，”她接着说，温柔地微微眯缝起她那双天鹅绒般的眼睛，“我落伍了。”

玛丽安娜好像故意要气气她的舅母似的，慢慢地、小心地取出了一支纸烟同一小盒火柴，开始抽起烟来。涅日丹诺夫也拿了一支烟，向玛丽安娜借了火来点燃了。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傍晚。科利亚同安娜·扎哈罗夫娜到花园里去了；其余的人还在阳台上坐了一小时的光景，领略清新的空气。谈话相当活跃……卡洛梅伊采夫攻击文学；西皮亚金在这方面也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维护文学的独立性，并且证明文学的效用，他还讲到夏多布里昂（弗·勒·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浪漫主义者。），讲到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皇帝（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皇帝（1777—1825），即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赐给他（夏多布里昂）圣安德列勋章（圣安德列勋章——这种勋章通常只赐给王族（并且限于男人），偶尔还赠给外国的君主。）的事！涅日丹诺夫没有参加辩论；西皮亚金娜在旁边望着他，她的神情仿佛表示她一方面赞许他这种谦虚的克制，可是另一方面她又觉得有点儿出乎意外。

后来大家到客厅里去喝茶。

“我们有个很不好的习惯，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西皮亚金对涅日丹诺夫说，“我们每晚都打纸牌，而且——您瞧……还是一种犯禁的打法！我不邀您参加……不过玛丽安娜也许高兴给我们弹钢琴。您喜欢音乐吧，我这样希望，不是吗？”西皮亚金没有等着回答，就拿出一副纸牌来。玛丽安娜坐到钢琴前面去，她不好不坏地弹了几首门德尔松的《无词歌》（非·门德尔松—巴托尔迪（1809—1847），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无词歌》是他的钢琴曲集。）。“Charmant！Charmant！quel touché！（法语：妙极了！妙极了！弹得真好！）”卡洛梅伊采夫离得远远地叫起来，好像他给烫伤了似的；不过这种叫喊倒还是为了礼貌的缘故。至于涅日丹诺夫，虽然西皮亚金说过希望的话，可是他对音乐并没有一点儿爱好。

这时西皮亚金和他的妻子、卡洛梅伊采夫同安娜·扎哈罗夫娜已经坐下来打纸牌了……科利亚来道了晚安，他受了父母的祝福，并且拿一大杯牛奶代替茶喝了以后，便去睡了；他的父亲还在后面大声吩咐，说明天他要开始跟着阿列克谢·德米特里奇上课。过了一会儿，西皮亚金看见涅日丹诺夫无所事事地待在屋子的当中，带着紧张的表情在翻一本照片簿，便对涅日丹诺夫说，他不用客气，他可以到自己的屋子去休息，因为他路上一定很疲倦了；西皮亚金又告诉涅日丹诺夫，他家里的第一个原则便是：自由。

涅日丹诺夫得到这个许可，便跟每个人道了晚安，走出去了；他走到门口，正碰上玛丽安娜，他又看了看她的眼睛，虽然她没有对他微笑，反而皱起了眉毛，他还是相信她会是他的同志。

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满屋都是带香味的清新空气；窗户开了一整天了。花园里，正对着他的窗口，一只夜莺一声一声响亮地歌唱；在菩提树圆圆的树梢上，夜晚的天空里有一片温暖而朦胧的红光；月亮要升上来了。涅日丹诺夫点燃一支蜡烛；夜间的灰色飞蛾纷纷从黑暗的园子里飞进来就火光，绕着烛光飞舞挤在一起，可是一股一股的微风又把它们吹散，还吹得青黄色的烛光闪烁不停。

“多古怪！”涅日丹诺夫在床上躺下以后，这样想道……“主人夫妇看来都是善良、开通，甚至于仁慈的人……可是我却觉得心里非常不痛快。一位宫中高级侍从……一位宫中低级侍从……好吧，还是早晨去想它聪明些……伤感有什么用。”

这个时候，在花园里巡夜的更夫接连地大声敲着他的梆子，一面拉长了声音喊：“听——听——着！”（这是沙俄时代哨兵夜里互相呼应时的用语。所以涅日丹诺夫说这是一座监牢。）

“注——意！”另一个凄凉的声音回答。

“呸！我的天！这简直是一座监牢！”涅日丹诺夫自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