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日丹诺夫起身很早，他不等着仆人进来伺候，便穿好衣服到园子里去了。这个园子很大，很美，管理得非常好；几个雇工正在用铁铲铲平小径，翠绿色灌木丛中闪露出那些拿着草耙的农家姑娘的大红包头帕。涅日丹诺夫一直走到池塘跟前，水面朝雾已经消散，只是岸边一些绿荫深笼的暗处，仍然罩着一片雾气。太阳升得不高，它射下一片粉红色的光在丝一样光滑的、带铅色的、宽阔的水面上。五个木匠在木头船埠旁边忙碌地工作；一只新的、漆得很好看的小船停在那儿，轻轻地摇来摇去，在水上引起了浅浅的涟漪。少有人声，人们即使讲话也压低了声音。这一切都使人感觉到早晨，感觉到静寂，感觉到早晨工作的顺利，使人感觉到一种安排妥善的生活的秩序和规律。涅日丹诺夫突然在林荫路的转角，遇见这个秩序和规律的化身——西皮亚金本人了。

他穿了一件豌豆绿的常礼服，这种常礼服的样式和晨衣相似，还戴着一顶有条纹的便帽；他拄了一根英国的竹手杖；他那张刚刚修过的脸上容光焕发。他是出来视察自己的产业的。西皮亚金殷勤地招呼了涅日丹诺夫。

“啊哈！”他嚷道，“我看您也很年轻，也是个早起的人！（他大概想用这句不大恰当的俗话来表示他高兴涅日丹诺夫跟他一样起得很早。）八点钟我们全家一块儿在饭厅里喝早茶，十二点吃早饭；请您在上午十点教科利亚念俄语，下午两点念历史。明天五月九日是科利亚的命名日（命名日是和本人同名的圣徒的纪念日。），放一天假；不过我想请您今天就上课。”

涅日丹诺夫深深地点头，可是西皮亚金却照法国的规矩告别，迅速地接连举了几次手到自己的嘴唇和鼻子上，然后灵巧地挥着手杖，吹着口哨走开了——他完全不像一位达官贵人，倒很像一个好脾气的俄国country-gentleman（英语：乡绅。）。

涅日丹诺夫在园子里一直待到八点钟，尽量享受古树的荫凉和空气的凉爽，领略小鸟的歌声；这时锣声响了起来，唤他回到宅子里去。全家的人都在饭厅里聚齐了。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很殷勤地招呼他；她的晨装使她在他的眼里显得非常美丽。玛丽安娜还是和平时一样地板起脸，带着专心的表情。十点整他当着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的面讲了第一课；她事先问过涅日丹诺夫，她在场会不会妨碍他授课，而且在授课时间内她的举动十分审慎。他看出科利亚是一个聪明的小孩；起初免不了有一些拘束不安和犹豫的情形，后来功课进行得非常顺利，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显然很满意涅日丹诺夫，她还亲切地跟他讲了几次话。他躲躲闪闪……不过并不太厉害。第二课讲俄国历史，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也来旁听。她含笑说，她在这门功课上跟科利亚一样地需要一位老师来教导，她还是像在第一课时那样安静而有礼貌地听他讲课。两点到五点中间，涅日丹诺夫坐在自己的屋子里给彼得堡的朋友们写信，——他的心境……不好也不坏：他不觉得烦闷，也不感到苦恼；他那过于紧张的神经渐渐地松弛下来。可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他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虽然卡洛梅伊采夫并没有在座，女主人的殷勤还是跟先前一样；然而就是这种殷勤使他烦恼。更坏的是他的邻座，老处女安娜·扎哈罗夫娜，显然对他怀着敌意，绷着脸；玛丽安娜仍然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连科利亚也毫无礼貌地用脚碰他。西皮亚金好像也不大高兴。他很不满意他的纸厂的经理，那个德国人还是他出了高薪聘来的。西皮亚金开始骂起所有的德国人来，他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斯拉夫派（斯拉夫派是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流派，这一派断言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欧，因为俄国存在着农村公社和东正教，俄国的国家政权是同人民“融合无间”的。斯拉夫派在农民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一方面，他们主张农民要有人身自由，赞成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重视农民的作用，并且大力搜集和研究民间口头创作，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护专制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不过没有到热狂的地步；于是他又提起一个叫索洛明的俄国年轻人，据说他在管理附近一个商人的工厂，成绩非常好；他很想认识这位索洛明。傍晚，卡洛梅伊采夫来了，他的庄子离阿尔查诺耶（西皮亚金的村子的名称）只有十里路。又来了一位和解中间人（和解中间人是俄国农奴制度废除以后，从贵族中选出的所谓“和解中间人”，来调解旧农奴和贵族之间的纠纷。），这是莱蒙托夫在他那两行有名的诗：

“领带遮到耳根，礼服拖到脚跟……”

“留着唇髭，声音尖尖——眼光迟钝。”

里刻画得很恰切的地主中间的一个。

还来了一个牙齿全掉了的邻居，这个人带着垂头丧气的样子，却穿了一身非常整齐的衣服；县医也来了，这是一个极坏的庸医，却爱用些科学术语来夸耀自己的博学；譬如他说，他觉得库科利尼克（涅·库科利尼克（1809—1868），俄国剧作家和诗人，写过一些反动剧本。）比普希金好，因为库科利尼克含有丰富的“原形质”。他们坐下来打牌。涅日丹诺夫便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读书写字，一直坐到午夜。

第二天五月九日是科利亚的命名日。“主子们”全家坐了三辆无篷的四轮马车（听差站在车后面的踏板上）去做礼拜，虽然教堂离这儿不过四分之一里的路程。一切安排得很隆重，很堂皇。西皮亚金系上他的勋章带；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穿了一件很漂亮的浅丁香色的巴黎式外衫。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她拿着一本深红色天鹅绒封面的小巧的祈祷书念她的祷告辞。这本小书叫几个老年人大吃一惊，有一个老年人忍不住问他的邻人道：“她在干什么？上帝宽恕她，她在作法吧，是不是？”（东正教教会人士通常不用祈祷书，从小就学会把祷告辞等等背得烂熟。所以那些老年人看见西皮亚金娜拿着小书念祷告辞，会以为她在施魔法。）在教堂中弥漫着的花香里面掺杂了农民的新上衣强烈的硫磺气味，涂上柏油的长靴和暖鞋的气味——可是神香的又好闻又叫人透不过气的香味把它们全压过了。执事们和教堂工友们在唱歌班的位子上非常热心地唱着圣歌，他们得到了工厂职工的援助，居然在“演唱会”（在礼拜的仪式当中，教士要在祭坛上圣像壁的紧闭的门内领受圣餐。那个时候教堂里面的会众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通常由唱诗班唱一些精选的圣诗，这些节目一般称为“演唱会”。）上大卖力气！有一个时候在场的人都感觉到有点儿……可怕。男高音的声音（这是一个肺病很重的工人克利姆唱出来的）单独地唱出了半音、短音、变音的调子；这些调子是很可怕的，可是倘使它们突然中断，那么整个“演唱会”马上就完了……不过这件事情……也平安无事地……应付过去了。基普里安神甫是一个外貌很可敬的教士，他戴上法冠，佩上锦章，（法冠和锦章都是教士等级的标志。锦章有两种形状：方形和菱形，佩在教士法衣上；法冠是用紫色天鹅绒做的，也有两种形状，等级较低的教士戴圆锥形的法冠。）拿出一个本子开始他那堂皇的讲道；不幸这位热心的神甫忽然想起应该举出几位贤明的亚述（亚述是公元前三千年末在美索布达米亚形成的早期奴隶制国家。）国王的名字，这些名字念起来却很吃力——虽然他多少显示了一点儿他的博学，可是他出了一身大汗！涅日丹诺夫好久没有进过教堂了，他躲到角落里，夹杂在农妇的中间，她们偶尔斜起眼睛看看他，恭恭敬敬地画十字，深深地埋下头去，郑重地给她们的婴孩揩鼻涕。可是那些身上穿新外衣、额前垂着珠串的农家少女和穿着有腰带的衬衫、肩头绣花、胳肢窝下镶红布条的男孩却掉过脸朝着这个新的礼拜者，注意地打量他……涅日丹诺夫也望着他们，他想起了种种的事情。

礼拜的时间很长，因为大家知道在正教教会的礼拜中显灵者圣尼古拉的谢恩式差不多是最长的了，——礼拜做完以后，全体教士接受了西皮亚金的邀请，到老爷的公馆里去。他们在那儿还举行了一些适合当时情况的仪式，连在屋子里洒圣水的事也做过了，然后坐下来，享受主人的丰盛的早餐，在席上他们照例谈着一些冠冕堂皇而又枯燥无味的话。虽然现在不是公馆里的主人、主妇吃早饭的时候，他们也坐下来吃一点儿，喝一点儿。西皮亚金还讲了一个笑话，不用说是很得体的，不过也很好笑，像他这样身居高位、佩红绶带（勋章带）的人会说出这种笑话，倒产生了一种可以说是愉快的印象，这还使基普里安神甫起了一种感激和惊讶的感觉。基普里安神甫为了“报答”主人，也为了表示自己随时可以谈点有意思的事情，便讲起“大主教”最近视察的时候跟他谈的一段话，主教召集全县的教士到城里修道院中去见他。“他对我们很严厉，非常严厉，”基普里安神甫对大家说，“他起初详细问我们普通教区的情形，又问起我们怎样处理事情，随后他还把我们考了一番……他也问过我：‘你的教堂节日是什么日子？’我说：‘救世主变容节。’‘你知道那天唱的赞美歌吗？’‘我想我是知道的！’‘你唱唱看！’好，我马上就唱起来：‘您在山上变了容，啊基督，我们的主……’，‘不要唱了！你知道变容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怎样解释？’我答道：‘简括地说，是基督想给他的门徒看见他全部的荣光。’他说：‘答得好，这张小幅的圣像送给你做个纪念。’我跪在他的面前。我说：‘谢谢大主教！……’所以我并不是空着手离开他的。”

“我也有认识大主教的光荣，”西皮亚金庄严地说，“真是一位很可敬的教士！”

“的确很可敬！”基普里安神甫表示同意说，“只是可惜他太信任教区的监督司祭了……”

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提起农民学校的事，她说玛丽安娜是未来的教员；那个教堂执事被派为学校的监督，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人，留着波纹状的长辫子，看起来倒有点儿像奥尔洛夫快马（奥尔洛夫快马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在沃龙涅什州奥尔洛夫伯爵的赫烈诺夫养马场培养出来的挽用马。这是一种力气大、善于奔驰、筋肉健壮的骏马。）的梳得很好的尾巴，他想发言表示赞成，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肺活量，他发出了这么粗大的声音，不但叫别人大吃一惊，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这以后不久教士们全告辞走了。

科利亚穿了一件配着金钮扣的短上衣，他是今天的主角：他收了礼物，还受了祝贺，在这所公馆的前前后后都有人来吻他的手，其中有工厂的工人，家里的仆人，老太婆和年轻姑娘，还有农民（他们还遵照从前农奴时代的老习惯），大家围着宅子前面一些堆满馅饼和伏特加酒瓶的桌子吵吵嚷嚷。科利亚有点儿害臊，同时又很高兴，他又骄傲，又有点儿害怕；他跟他的父母亲热了一会儿，便跑到外面去了。吃午饭的时候西皮亚金吩咐人开香槟酒，在为他的儿子的健康干杯之前，他还发表了一通训话。他说到“为国土服务”的重大意义，他指出他期望他的尼古拉（他在这个时候称呼他儿子的本名）走的道路……他又说到他（尼古拉）的责任：第一对家庭；第二对阶级，对社会；第三对人民——是的，各位亲爱的先生，对人民；第四对政府！西皮亚金渐渐地兴奋起来，后来他真的在发表演说了，他摹仿罗伯特·皮尔（罗伯特·皮尔（1788—1850），英国保守派政治家，做过内阁首相。）的姿势把手放在他的大礼服的后襟下面；他说到“科学”这个词儿的时候自己非常感动，最后他用一个拉丁字Laboremus！（我们工作吧！）来结束他的演说，他马上又把这个拉丁字译成了俄语。科利亚手里拿着高脚酒杯，他得绕着桌子去感谢他的父亲，并且让在座的每个人同他接吻。

涅日丹诺夫又跟玛丽安娜交换了一瞥眼光……他们大概有同样的感觉……可是他们并不交谈一句。

然而涅日丹诺夫只觉得这一切事情很可笑，甚至有趣好玩，他并没厌恶和不快的感觉，他还觉得这位殷勤多礼的女主人瓦连京娜·米哈伊洛夫娜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在尽女主人的职责招待客人，同时暗自欣喜这儿还有一个同样聪明、颖悟的人了解她……她对待他的态度使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怎样大的满足，这一层涅日丹诺夫自己大约还没有想到。

第二天，又开始了授课，生活照常地过下去。

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星期……涅日丹诺夫这个时期中的体验和思想在他写给一个叫做西林的人的信里讲得很明白。西林是他的好友，又是他的中学同学，不住在彼得堡，却住在一个遥远的省城里，在一个有钱的亲戚家中，完全靠亲戚生活。他的处境使他动弹不得，因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离开那个地方；他身体虚弱，胆子又小，又没有什么才干，可是心地非常纯洁。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不过偶尔读一两本平平常常的书，无聊时便吹笛子消遣，他还害怕看见年轻的小姐。西林热爱着涅日丹诺夫，他的心地素来宽厚。涅日丹诺夫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像对弗拉基米尔·西林那样尽情地吐露胸怀；他给西林写信的时候，他老是觉得好像在同一位住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亲爱的知己交谈，或者在同他自己的良心交谈一样。涅日丹诺夫连想也不能想到再同西林一块儿在一个城市里友好地住下去……要是他们再住在一块儿，他多半马上就会对西林冷淡的，因为他们两个很少有共同的地方；可是他很高兴而且很坦率地写长信寄给西林。对别的人——至少在纸上——他总有一点儿卖弄和做作；对西林他绝不这样！西林是一个不会写信的人，很少回信，就是写，也只有一些短短的拙劣的句子；但是涅日丹诺夫并不需要长篇的回答；他不等回答，也早知道他的朋友是把他的信上的每句每字都吞了下去的，就像路上的尘土吸收雨点一样，他会把涅日丹诺夫的秘密当作圣物一般地守护着，而且在他那偏僻的、无法摆脱的孤寂的岁月中他只有以涅日丹诺夫的生活为生活了。涅日丹诺夫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同西林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看得非常宝贵。

“那么，亲爱的朋友，我的纯洁的弗拉基米尔，”他这样给西林写道；他常常称呼西林为纯洁的，并不是没有理由！“你祝贺我吧：我到了一个有吃有住的地方，我可以休息一会儿，让我的力量恢复过来。我现在住在一位有钱的大官西皮亚金的家里，当家庭教师。我在教他的小儿子，我吃得很好（我一生没有吃过这样的饮食！），睡得好！在风景优美的田野愉快地散步——然而主要的是，我暂时摆脱了彼得堡朋友们的照料；虽然我起初感到十分无聊，可是现在却觉得好多了。我不久就得套上你所知道的纤绳，也就是像俗话所说：我既然名为蘑菇，就得让人采来放在篮子里（事实上他们正是为了这个才让我到这儿来的）；不过目前我可以过这种宝贵的动物的生活，长得胖些——有兴致的时候也许还要做诗。至于所谓观感留到下次再说。看来这个庄子管理得很好，只是工厂大概不成；赎回了自由的农民好像不大容易接近似的；公馆里雇用的听差都摆出很懂礼貌的面孔。可是这个我们留着以后再谈吧。公馆里的主人夫妇都是很有礼貌的人，自由主义者；老爷总是那么谦虚，那么谦虚——后来他又突然高谈阔论起来，他是一个教养很高的人！夫人真像是画上的美人——我觉得她很聪明；她对每个人都很注意，却又是十分温柔！她的身子柔软得好像一根骨头也没有！我有点儿怕她；你知道我素来不善于同太太小姐们交际！有一些邻居——那些下流东西；还有一位老太太，她总是欺负我……可是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一个姑娘，她究竟是亲戚，或者只是陪伴女人（陪伴女人是贵族地主的穷亲戚或者朋友的女儿，寄食在贵族地主的家里；陪女主人消遣，高声念书给女主人听等等都是她们的工作。），只有上帝知道！我跟她没有谈上两句话，可是我觉得她同我是一类的人……”

这里还有一段话描写玛丽安娜的相貌和她的生活习惯；然后他接着写道：

“她不快活，骄傲，自尊心很强，又不肯讲话，主要是不快活，这一层我毫不怀疑。她为什么不快活呢？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她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这个我看得出来；至于她的脾气好不好，我就不知道了。事实上除了愚蠢的女人外，还有什么脾气好的女人呢？难道这样的女人是不可少的吗？虽是这么说，然而我对女人的事情究竟知道得太少了。女主人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女主人……可是她们两个谁有理，我却不知道了。我想多半是女主人不对……因为她对这个姑娘非常客气，而这个姑娘只要同她的女恩人讲一句话，连

“等我把这一切再弄清楚一点儿，我还要给你写信……

“我刚刚对你说过，她差不多没有同我讲过什么话；可是她对我讲过的寥寥几句话（她老是突然地、意外地讲出来的）里面，含有一种粗野的直爽……我喜欢这个。

“顺便说一说，你那位亲戚仍然待你不好吗？他没有想到他要死吗？

“《欧洲导报》（《欧洲导报》是一种温和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杂志，一八六六年创刊。）上面那篇论奥伦堡省最后的僭称王的文章（指尼·阿·谢列达的论文《奥伦堡地方后来的骚动》（载《欧洲导报》1868年4月号）。这篇文章讲到一八三四年国家农民听到谣言、误传和看到伪造的公文，以为要把他们改作农奴，便发动起义的事。但是文章里并没有关于僭称王的话。屠格涅夫故意改换了这篇文章的题目，以便让他的主人公涅日丹诺夫有机会暗示出民粹派策略的一些特点。后来有一个民粹派的作者回忆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运动时，这样说：“有一些青年很喜欢僭称王的想法，并且以为要是一个新的普加乔夫（1873至1875年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曾冒充已故的沙皇彼得三世）作为冒充的沙皇出现，就可能用一些诏令改变社会制度。另一些人认为，在得不到可靠消息的地方，为着革命宣传的目的，利用谣言、传闻来影响不识字的人，也并不是坏事。”）你读过没有？好朋友，事情发生在一八三四年！我不喜欢这份杂志，而且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保守派；不过事情是很有趣的，它叫人多费脑筋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