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曾说过：“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使我学到一点心理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们当中的境遇是十分奇特的。大约二十年前，把俄国文学介绍给法国的德·沃居埃先生似乎被这个巨大的怪物吓慌了。为自我辩解，他彬彬有礼地敬告第一批读者，说他们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多亏了他，我们喜欢上屠格涅夫，信心十足地赞赏普希金和果戈理，并开始笃信托尔斯泰，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实在太俄罗斯了。德·沃居埃先生警告有危险。他充其量同意引导首批好奇的读者阅览他认为最易理解的两三部作品，其才气不必费读者的脑筋便看得出来。不过，经他这么一来，唉！他便排除了最有意义的作品，也许最难读的，但我们今天敢说是最完美的作品。某些人认为这种审慎是必要的，也许正如有必要让公众先熟悉《田园交响曲》，慢慢习惯之后再提供《合唱交响曲》（系指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1807—1808）和《第九合唱交响曲》（1824）。）。如果当年把最初好奇的读者滞留和限止在《穷人》、《死屋手记》和《罪与罚》是合适的话，那么今天该让他们面对伟大的作品了：《白痴》、《群魔》，尤其《卡拉马佐夫兄弟》。

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作品，本该是个系列作品的第一部。陀氏当时五十九岁，他写道：

“我经常痛苦地发现，我连二十分之一想表达，甚至也许能够表达的东西，都没有表达出来。拯救我的，是锲而不舍的希望，但愿上帝总有一天赐予我力量和灵感，让我更完整地表达，总之，让我表述我的全部心迹和想像。”

他属于那种罕有的天才，奋进不息，作品不断，直到死神突然把他断送。暮年老当益壮，没有丝毫的衰退，不像伦勃朗或贝多芬晚年思维确实恶化了，强烈恶化了：我老爱把陀氏与他们相比较。

对己没有一丝一毫的宽容，从不自满，严格要求自己到了强己所难的地步，但对自己的价值却心明眼亮；着手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他心里暗自高兴，预感到终于抓住了力所能及的主题，抓住了与其天才相匹配的主题。他写道：

“我很少有过比此更新鲜更完整更独创的东西要说了。”

这本书成了托尔斯泰临终前的床头书。

我们最初的译家被这部无与伦比的书吓坏了，出了一本删得支离破碎的译著。借口外观上的统一，随处把整章整节的文字删掉了，而把删掉的章节补充出版了一卷，题为《早熟的人》。出于谨慎，把卡拉马佐夫的名字改成切斯托马佐夫，以致把读者彻底弄糊涂了。那个译本就其译出的部分来看全都译得很好，现在我还觉得比后来的译本好。也许有些人根据出书的年代会认为当时读者尚不成熟，难以承受一部如此丰满的杰作全文译出，我只不过责怪那个本子未标明节译。

四年前，皮延斯托克和诺两位先生发表了新译本。这部译著的一大好处是全书字体紧密排成一册，经济实惠。我想说，该译本把首译者删去的部分按原来位置恢复了，但全盘加以浓缩，我甚至想说，每章都凝结了：他们把会话中病态的结巴和震颤统统取消，跳掉句子的三分之一，常常是整段整段跳掉，而且往往是最意味深长的。其结果光秃，生硬，明暗不分，就像锌版雕刻，或者说得更巧妙些，就像用单线条临摹伦勃朗深浓的肖像画。尽管有那么多不足之处，这本书仍可贵得令人赞赏！这本书耐心等到了出头之日，正如斯丹达尔的书一本本时来运转。陀氏这本书走红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在德国，陀氏作品的译著接连不断，一部比一部精当和严谨。不近人情和不易激动的英国正考虑迎头赶上。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新时代》上阿诺德·贝内特预告了康斯坦丝·加内特夫人（阿诺德·贝内特（1867—1931），英国作家，新闻记者和小说家；康斯坦丝·加内特，英国翻译陀氏著作的译家之一。）的译著，希望英国所有中长篇小说家能够学习“前无古人、最富有想像力的作品”，谈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时还特别指出：“嘿，激情达到最高的强度。该书向我们描绘了一打绝对高大的人物形象。”

谁说得清楚这些“高大的人物形象”在俄国本土是否也像对我们这般直接诉诸俄国人？是否在今天以前他们的声音也能显得如此紧促？伊凡、德米特里、阿辽沙三兄弟天差地远血缘亲属关系都紧密相连，他们的仆从兼同父异母兄弟斯麦尔佳科夫可怜又可鄙的身影紧随着他们，使他们惴惴不安。知识分子伊凡，感情狂热的德米特里，信仰狂热的阿辽沙，他们三人好像共同分享着老父亲厚颜背弃的精神世界。我知道他们已经对许多年轻人产生了很不得体的影响。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陌生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他们三兄弟的对话在我们自身都听得到了。然而，这部作品的结构没有任何不合时宜的象征表示。我们知道，洞察入微的心理学家企图廓清的一则平庸的社会杂闻或一起不明不白的“诉讼”都可供该书借用。没有比这些意味深长的人物形象更为实情实在了，他们一刻不离急迫的现实。

今天的问题在于把他们搬上舞台：不是所有的想像作品或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值得搬上舞台的；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是否通过演员协调过的声调认得出他们困惑的声音。

问题还在于改编者是否善于向我们描述符合这些人物冲突的必要事件而不过分歪曲。我想改编者是极其聪明的，能干的，我肯定他懂得为了满足舞台的需要，靠平常那种三下五除二的剪辑法是不够的；靠生吞活剥搬用小说最突出的章节也是不够的，而应该追本溯源，重新布局，归纳概括，把素材以不同的配景加以安排。

最终的问题在于对这部作品缺乏深入了解的观众，是否愿意以足够的热忱去看待这些人物形象。大概这类观众还不至于像俄国知识分子那般“离奇地自负和惊人地无知”，陀氏对此一直深抱遗憾。否则，他就希望让他们在否定的道路上止步，或至少让他们思考思考，让他们提出疑问。

我写这篇东西仅为此而已，别无他图。